关于酒驾入罪量刑的法律思考[摘 要]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醉驾”入罪问题日益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醉驾”案件受理数总体呈较快上升趋势，该类案件在量刑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颖、复杂和疑难问题，本文以S省Z市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审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为基础样本，从缩小法律规定与诉讼现实之间差距的角度入手，试图分析出醉驾案件在量刑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完善醉驾案件量刑规范化制度的意见与建议，力度使该类案件量刑更符合社会公平与正义。[关键词]危险驾驶 酒驾量刑 量刑规范化一、实践样本：Z市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审理及量刑情况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S省Z市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呈持续上升态势。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2月10日，该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危险驾驶罪案件649件/650人，占同期受理案件总数（4069件）的11%。图一、Z市两级法院醉驾案件与同期刑事案件对比图1、从立案原因来看，主动查处214件，占全部受理案件数量的33%，发生事故后报案的435件，占全部受理案件数的67 %。其中有自首情节的386人。2、从涉案被告人醉酒状态来看，多数人处于严重醉酒（在100mg/100mL到200mg/100mL）状态。其中，血液酒精含量最高为398.7mg/100mL，最低为81.1mg/mL，其中80mg/mL至100mg/100mL的有117人，占总涉案被告人的15%，100mg/mL至200mg/100mL的有469人，占总涉案被告人的72%，200mg/mLg以上 64人，占总涉案被告人的9%。被告人中有饮酒史的大约占到76%。3、从判处刑罚的情况来看，其中判处实刑的362人，判处缓刑的287人，免予刑事处罚1人，非监禁刑适用率44.3%。判处刑罚最重的为拘役六个月，最轻的为拘役一个月。罚金刑最低为一千元，最高为三万元。涉案被告人中有1人有“醉驾”犯罪前科，有1人有其他犯罪前科，其他被告人无任何犯罪前科。二、困境与检讨：危险驾驶罪案件量刑适用的若干疑难问题量刑规范化的重要目的是防止出现罪刑失衡的现象，醉驾入刑以来，多家新闻媒体对危险驾驶罪案件量刑不统一的现象纷纷提出了质疑。如从“血液酒精含量”多少，看不出标准。河南：5月5日 侯某，血液中酒精含量223.7mg/100ml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处罚金2000元。四川眉山：5月12日 李某 血液中酒精含量229.4mg/100ml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处罚金2000元。从“造成危害程度”大小，看不出标准。如宁波：5月16日 周某血液中酒精含量191mg/100ml碰撞一车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处罚金1000元。北京：5月9日 陈家 饮酒后超速驾车致二死一伤庭外和解。G省Z市两级法院的判例也存在同样情形，根据调研，发现危险驾驶罪案件量刑存在以下疑难问题：（1）多重的质疑：乙醇含量标准是否不可靠？实践中对“醉酒”标准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第一，醉酒标准暂时没有立法及司法解释进行界定，实践中采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测》（GB19522-2004）的标准将血液中乙醇含量80mg/100ml以上界定为“醉酒”。该标准由公安部提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2004年5月31日起实施。运用该标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该标准的法律位阶仅属于部门规章却规定了犯罪构成要素，有侵犯立法权的嫌疑，因为我国刑法总则第五章中第九十六条对进入刑法领域的非刑事法律范围做了总体限定，仅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二是该标准的时间问题，该标准是醉驾入罪前作为行政处罚颁布适用的，有违反刑法溯及力原则的嫌疑。三是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作为鉴定是否醉酒的唯一标准有失公允。 仪器测量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的科学标准，但它反映的是一种酒后驾车的现象，醉酒的标准是人为设定的。每一个人对酒精的耐受力是不一样的，对酒量大的人来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即使较高也不会影响其辨别是非、控制自我的能力，而对于酒量小甚至无酒量的人而言，即使其喝酒数量微不足道，也足以使其神志混乱、意识丧失。因此，科学测定的客观标准只是一个基础，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还得进行社会评价和司法评定。 从广州首例醉驾者的案件来看，周某某吹气测试的检测值是143mg/100ml，而半小时后，其血液检测值为129mg/100ml，前后相差14mg/100ml。如果醉驾者出现故意拖延，拒不验血的情况，将可能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差，使“醉驾入刑”缺乏精确的依据。()（二）难以认定的情形：自首认定标准不统一影响量刑均衡。1、发生事故后对方报警，醉酒驾驶人留在现场等候公安机关处理，可否认定自首？对这种情形，有观点认为有的被告人是因严重醉酒意识不清而滞留，有的被告人却是出于认为构成犯罪而等候处理，不能一概认为被告人等候处理的就不构成自首，应根据自首的成立条件，区别情况对待。如被告人是因严重醉酒意识不清而滞留，则不符合自动投案的要求而不应认定为自首；如被告人可能确实出于认为构成犯罪而等候处理，则符合自动投案的要求而应认定为自首。笔者倾向于该观点，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认定，是符合自首认定的法理内涵。2、交警待血液酒精浓度的鉴定结果作出后传唤犯罪嫌疑人前往公安机关处理，能否认定为“自动投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应从严掌握，传唤犯罪嫌疑人时，该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尚未被警方发现，此时又未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在这种情形下，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3、被交警带至医院抽取血液检验前并未制作笔录，其后在讯问中如实陈述饮酒事实，是否应认定其有自首情节？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该情形应不认定为自首，理由为被告人此时已经丧失自动投案的时机。（三）难以统一的标准：量刑标准的各种表现。调研发现，量刑时法院考虑的主要因素主要：（1）被告人醉酒驾车的主观恶性，包括酒精含量、职业、驾车原因、是否因同类违法行为被处理过、是否有其他违法行为（闯红灯、超速、逆行）等因素；（2）造成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包括造成人员伤亡情况、财物损坏价值等因素；（3）犯罪后的表现，包括是否认罪悔罪、是否自首坦白、是否赔偿、是否得到谅解等因素；（4）其他影响量刑轻重的情节，包括案发时间、地点、人流密度、驾驶车型、距离长短、是否发生事故等因素。同时，该市A、B法院均制定了相应的醉驾量刑标准，A法院的量刑标准较为概括灵活，法官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B法院的量刑标准较为细致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小，各有特色，二者在规范量刑方面也各有利弊，详见附件。（四）混乱的情节：难以列举的酌定情节。酌定量刑情节也是影响量刑的因素之一。调研发现，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对法定量刑情节认定的事实及证据、理由往往能作较详尽的阐述，但对酌定情节，法官在运用时存在认定不规范，估堆、随意的情形。如对存在多个酌定情节时有不一样的选择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的加减顺序、酌定情节与法定情节是采取抵消法还是综合平衡法等，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导致判决差异较大。另外，对怎样认定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而可以对其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罚金数额的确定？主动预缴罚金是否可作为量刑情节？()等，也缺乏规范。（五）轻纵的嫌疑：缓刑适用不均衡的乱象。如北京实刑适用率达99%，而广东、安徽、重庆缓刑比例占四成，安徽合肥市庐河区检察院2011年5月到2012年2月办理的25起案件，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自去年5月1日醉驾入刑至2012年4月30日，一年来广州两级法院共受理“危险驾驶案件”586件586人。已审结的495件495人中，4成是缓刑，3人被免于刑罚。江苏已判决的1748起危险驾驶案件，缓刑仅23起，占1.3成。Z市法院适用缓刑也存在不均衡情形。()有观点认为，缓刑适用比率高，将大大降低刑法的威慑力，达不到刑罚目的而坚决反对适用，认为宽容醉驾就是漠视生命，不仅对社会不负责任，对驾驶者本身也不负责任，导致违法成本低。甚至激进的提出，审判醉驾，法官不该有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六）先天的缺陷：刑种设置单一难以拉开量刑幅度。目前刑法中增设的危险驾驶罪的主刑最高刑为拘役，这主要是基于本罪属于轻罪的考虑，但是这样的刑罚配置使法官在形态各异的犯罪情节面前没有刑种上多余的选择余地，不利于对一些情节较严重的醉驾行为处以有期徒刑，()而对极度轻微的醉驾行为一律拘役，也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为被告人（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今后在就业、参军、入学上多种沉重的社会成本。（七）尾声：量刑不能承受之重的其他问题。1、量刑起点问题。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有些案件被告人在审判阶段被羁押时间已近六个月，在被告人自愿认罪，且没有增加刑罚量或从重处罚的其他情节时，按现有量刑起点，宣告刑可能在六个月以下，低于被告人实际被羁押的时间，而造成法官量刑的被动。2、具体个案量刑不平衡，如滋生出的包庇罪量刑反而比上游的危险驾驶罪量刑更重；()3、再次犯危险驾驶罪的从重幅度无法体现，如拘役最高为六个月，被告人即使有再犯、屡犯情节也不能体现从严处罚的力度()；4、量刑标准对犯罪行为存在重复评价，如醉驾人多次醉驾及逃逸，量刑时将上述情节对被告人同时适用不够公平。5、简易案件裁判文书中未列明量刑考量理由、罚款与罚金、行政拘留与刑罚能否相抵等。()  三、原因分析：危险驾驶犯罪量刑不规范的之探究（一）公检法执法理念差异导致量刑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是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次致多人死伤的案件屡有发生，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这样的立法环境对执法环境产生直接影响，公安、检察机关的态度是对醉驾行为一律立案及起诉，在适用法律时会适当考虑从严掌握执法尺度（调研中有案例为被告人驾驶车辆刚倒出车库一半与他人车辆相撞被抓获、还有在无人的工地醉驾被抓获等情形），导致醉驾案件呈逐渐上升态势，而法院作为最终的裁判者，对醉驾案件的处理必须严格按照事实及法律规定进行综合考量，理念的不同必然会导致量刑的结果有轻有重。（二）定罪量刑证据收集不均衡导致量刑失衡。公安检察机关偏重于收集危险驾驶犯罪的定罪证据，而遗漏或者忽视收集一些重要的量刑证据，此外，对一些重要物证（如血液样本等）的扣押、移送不规范，导致提取的量刑证据质量不高。而危险驾驶犯罪相当一部分被告人，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缺乏、没有请律师进行辩护，对自己有利的量刑证据存在不懂收集、不会收集、无力收集的情形。被告人无法向法庭提交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使量刑对自己有利。如B法院案例，被告人黄某自述自己按照老家习俗，用四两黄酒煮鱼吃，后在停车时与他人碰撞而被抓获。黄某是饮酒还是吃醉酒性食物，直接关系到定罪及量刑情节，但黄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检察机关也未能补充侦查相关证据，法院后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黄某拘役一个月二十天，并处罚金二千元。（三）法官素质差异导致量刑结果不统一。不同法官受司法理念、法律素养、社会经验不同而导致在量刑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存在较大差异。有的法官只局限于个案的具体量刑，但不注重量刑结果与本院同类案件、其他法院同类案件量刑结果的比较，导致在司法公开的背景上，个案被放大而导致社会公众对不同案件进行比较而产生不公正的看法。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理解，对量刑理论的理解存在不同偏差，()量刑方法不统一、量刑经验的差异都导致量刑结果的不统一。（四）案件个性因素的复杂性影响量刑的规范统一。案件的复杂性决定了个案与个案之间的差异性，每个案件都天然地与其他案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案情的不同决定着对案件的量刑存在天然的差异性，由于现行立法只规定了危险驾驶罪适用刑期最高为拘役六个月。量刑幅度的过狭，而影响案件量刑的各性因素又多，导致法官量刑难以做到绝对的均衡。四、建议与对策：完善醉驾案件量刑规范化的理性进路（一）立法理念的重塑：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指出，“法律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民族的普遍的信念、习惯和共同意识。” 衡量危险驾驶罪量刑是否公正，应综合地考虑是否符合刑法基本原则，是否符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相统一的原则，符合既注重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体现司法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