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奸’证据能否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依据辨析(一)

‘捉奸’证据能否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依据辨析

[摘 要] 在离婚过错证据的搜集中，捉奸在床的想法是与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分不开的。但实际上，捉奸在床除了激化双方的矛盾之外，在诉讼中的意义并不大。法官很难凭一两次的捉奸在床而责令过错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这并不符合婚姻法意义上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责任构成要件。

[关键词] 离婚过错，证据搜集，捉奸在床，证据合法性  损害赔偿请求

[引言] 随着法制化的进行，也有很多的专家、教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它展开了研究。但由于传统教育它的真的是根深蒂固，要想一下子改变是非常难，研究也没有太深入的进行。因为法律观念的正确认识是势在必行的，已婚人士只有去适应它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让自己更好的维权。那么，跟着这个趋势，我们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来剥出真相，更能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提高我国的法制化和正确维权。本文主要就对离婚纠纷中的损害赔偿与请求证据搜集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应对策略，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此给一些处在这种状况下的夫妻做些参考。　　一、离婚赔偿的种类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有权请求赔偿的四种情形，即㈠重婚的；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㈢实施家庭暴力的；㈣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对这些情形的正确理解，是准确适用的前提。

这些问题仅由当事人控诉，证明力是不够的，需要大量的其他客观性证据予以辅佐，然而取证问题对于当事人来说往往是最为困难的。    二、证据搜集与证据合法性 　　证据是诉讼开始的基础，也是诉讼继续进行的推动器，还是引导诉讼走向终结的决定性因素。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的程序取得，其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证据的主体合法；二是，证据的形式合法；三是，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四是，证据转化合法。而我国一般意义上的证据合法性通常被作为证据能力来看待，某些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明能力，这主要取决于 法律上的规定，只有法律上允许其为诉讼证据，它才具有法律上的证明力。

通过“捉奸”而产生的证据主要有手机短信，视频影像资料，通讯软件聊天记录，现场遗留证据，（如占有双方体液的避孕套，床单等）一切能反映案件事实的合法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但是，这些材料的证明力需要通过法庭确认。根据诉讼法的证据原则，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谓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诉讼证据必须是依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的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它除了要求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外，还要求证据的收集、提供甚至审查等环节也必须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

　　对于私自偷拍偷录行为是否合法，最高法院1995年3月《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认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 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批复对禁止当事人以偷拍偷录的方式收集证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一刀切的规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影响了法律公平的实现，使部分当事人因举证困难或无法举证而承担了不利的法律后果，不利于对他们民事权益的保护。

捉奸在床难证同居关系，当夫妻因一方发生“婚外情”离婚时，出于心理平衡，另一方必然想方设法取得对方“不忠”的证据，以求在离婚时，得到心理的慰藉及财产分割权益的最大化。因此，各种名目的侦探机构、调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事人抱着“捉奸取证”的心态，不择手段、不惜成本。那么，费尽心机取得的“证据”在离婚诉讼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就目前法律规定以及审判案例来看，即使有“捉奸在床”的直接证据，也不能必然得到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

离婚赔偿请求的法律主体   （一）赔偿的权利主体。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案件中配偶双方均可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因为离婚当事人可以自由行使诉权。同样，离婚案件中很少存在绝对过错，如果配偶双方均有过错，可按过失相抵原则处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无过错配偶方才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对“过错”的含义与范围应当界定。应该说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无过错方”的用语不准确，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因为在婚姻关系中绝对的无过错几乎没有，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导致离婚。所以离婚过错赔偿在适用上也是有限的，并不是婚姻关系中所有的过错都适用赔偿，因此笔者认为，对“过错”的理解不能用民法上的过错概念标准进行判断，它是具有特定含义的：首先，它不是一种主观过错，而一种行为过错；其次，它是一定范围内的过错；第三，它是直接导致离婚这一结果的过错。概括地说，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行为、导致离婚，才能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那么“无过错方”也就是自己没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法定过错”行为，否则就不能成为请求赔偿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过错方”实际上就是“受害方”，可以考虑将“无过错方”改为“受害方”更为准确

   （二）赔偿的义务主体。

    在离婚损害赔偿中，有“过错”的一方婚姻关系当事人为承担赔偿义务主体，实践中没有争议，但对第三人是否可以成为赔偿义务主体，在婚姻法修订之前就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抒己见，观点尖锐对立。虽然最高法院“解释”第二十九条明确将配偶以外的其他人排除在赔偿的义务主体之外，但对该问题的争论仍未结束。配偶以外的第三人不能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其理由是：第一，如前所述，离婚是夫妻双方依照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其主体只能是夫妻双方，离婚损害赔偿是离婚诉讼的牵连之诉，如果离婚诉讼不存在，就没有离婚损害赔偿之诉。因此，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也只能是夫妻双方，如果夫妻双方以外的第三人，能够成为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的当事人，那么这个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诉讼地位何在？第二，离婚损害赔偿是基于夫妻之间权利义务而引发的诉讼，夫妻以外的第三人在该诉讼中与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因而赔偿的权利主体就不能向婚姻关系以外的人主张权利；第三，有学者认为：“在重婚和与他人同居的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关系中，是完全可以向重婚和同书面报告对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因为他们是这一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有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⑨笔者赞同此观点，但是这个赔偿请求仍然不能在离婚诉讼中提起，而应该单独提起。因为重婚和同居的对方与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形成的是一种侵权法律关系，不是婚姻关系，这两个诉的主体不能合并。

    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因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而对另一方产生损害，并引起婚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离婚时实施侵害的一方对另一方所受到的物质、精神损  害应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基于特写的身份、人格而产生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因此，该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关系当事人。

四、案例分析　　案例1（损害赔偿诉求）:林女士与王先生的夫妻关系不睦，时常发生纠纷，林女士怀疑其夫王先生有外遇，2014年9月13日，林女士发现王先生与公司同事小吴(女)行为不轨，便于深夜12时许，约集其父亲、兄弟多人，强行闯入小吴家中，发现王、吴二人正在床上，双方于是发生冲突、打斗。纠纷中，林女士家人将王、吴二人打伤后，当即报警。110干警赶到现场后，将受伤的众人疏散，纠纷得以平息。事后，林女士向法院起诉与王先生离婚，并举出当晚将王吴二人捉奸在床的证据，要求王先生赔偿其精神损害费五万元。审理中对林女士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是否予以支持，产生不同意见

分析:《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本案主要涉及对其中的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理解。“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重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如果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则属于重婚，那是刑法调整的范围;反之则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上是立法的本意。《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适用必须符合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配偶一方实施了法定的违法行为。即有配偶一方行使了婚姻法所禁止的破坏双方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与他人同居。即，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第二，违法行为导致了损害后果。即有配偶一方和第三者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给相对一方造成了既成的财产和人身、精神损害事实。

第三，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过错方的行为与受害方的利益损害有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由于这种违法行为发生在离婚案件中，所以，此违法行为与夫妻感情破裂间也具有因果关系，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

第四，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一方必须具有主观过错，而配偶另一方没有过错。而且要求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必须出于故意。

从立法本意来看，“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主要是指“包二奶”、“包二爷”等非法同居情况，而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目的是反对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近年的审判实践来看，能够认定重婚犯罪的情况不多。有配偶者很难再公开与他人领取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同居又很难认定，有的甚至生了孩子也不以夫妻名义相称，换句话说，当事人也不会蠢到明知要判刑还要等到判刑。但如果对“包二奶”、“包二爷”等非法同居的现象放纵不管，势必导致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也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所以，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让过错方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那其实是对这种行为进行一定的惩罚，也算是对无过错方的一种抚慰。

新修改的《婚姻法》颁布实施以后，一些当事人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在理解中存在误区。有些人为了离婚时能得到赔偿，千方百计去“捉奸”，尽力搜集配偶通奸的证据(有不少受害者还弄巧成拙，吃了侵犯隐私权的官司)，其实“捉奸”获得的证据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没有必然联系。

法律的着眼点是反对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即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共同居住，一起生活的行为;至于共同居住期间是否发生性行为，并不是本条法律所关注的，只要有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的事实构成，即使没有发生性行为，另一方作为无过错方都有权要求损害赔偿。相反的，即便配偶一方与他人有通奸的性行为，另一方也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也不能理解为“同居”，因此，还是不能据此提起损害赔偿请求。所以，本案林女士以“捉奸”的事实，损害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予以支持。

　　案例2（证据合法性与隐私权）：钱锋是在一家大型的综合医院做医生，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有考虑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