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评价及反思(二)

三、对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评价

（一）现行刑法所依据的死刑政策有悖于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

经过上述对我国死刑政策的回顾，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立法受刑事政策的指引，1997年刑法典是我国的死刑政策“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死刑”的转变，强化死刑的趋势回归，这引起广泛刑法学家的关注，许多学者提出应及时限制死刑立法，减少死刑的适用，改变我国的刑法强烈的重刑主义色彩，从而真正贯彻“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当今世界，废除死刑是主流，而我国现在的死刑政策却与之相反，与其说是朝着限制方向发展，不如说是朝着扩大方向发展。

第一，79年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仅有28个，而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却达到68个，死刑条款大量存在，与世界各国相比绝对的偏高，难怪很多学者说我国的死刑重刑主义思想复活，同时说明了我国的死刑立法并没有符合我国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

第二，现行刑法仍然用6个条文，将7种死罪的法定刑规定为绝对死刑。这占全部死刑条文的10%以上。过去理论界在讨论死刑及死刑限制时，大多数会提到死刑始终是作为一种相对法定刑而存在的，涉及死刑的条文，都将死刑作为法定刑中的选择性刑种，现在经过97年刑法的修改，我国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限制死刑适用的实体和程序的规定，基本上没有充分体现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6]

（二）现行刑法所体现的是重刑主义思想

刑事法律，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化，笔者认为，同一部法律在对待死刑的具体规定上所表现的贯彻死刑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所反映的是立法者没有严格贯彻“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建国以来，“保留死刑，坚持少杀慎杀”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存在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在97年新的刑法典中，就必须贯彻这一刑事政策，这不仅在立法上严格限制死刑，而且也顺应国际上严格限制死刑、废除死刑的立法潮流。而97年刑法在“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政策思想指导下，用48个条文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可以看出，这种“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政策思想是有悖于“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思想的。而“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这样一种平衡，反映了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与重刑主义的冲突。

重刑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以国家为本位，在法律体系中重视刑法的作用，即所谓的“出礼入刑”。重刑主义推崇的是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即警示社会上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使其不致走上犯罪的道路。以此寄予刑罚很高的期望值，企图从根源上消除犯罪。在重刑主义看来，犯罪之所以增加，就是因为刑罚不够严厉、杀的还是不够多，没有做到“以杀止杀”。

建国以后，经过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和刑法理论研究，“重刑主义思想”严重阻碍了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的切实贯彻，这直接反映在97年刑法所依据的限制死刑的政策与重刑化趋势在死刑立法上的博弈。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重到一定程度后，其威慑力呈递减的趋势。持续的适用死刑，其震慑效果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小。实践证明，这是科学的断言。

四、对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反思

从世界范围来看，减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虽然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法治观念等有关条件尚不具备，但严格控制和减少死刑，理应成为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中高度重视的问题。那么，怎样确立并做到符合当今实际、科学而又合理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呢？笔者从以下方面提出了构思意见：

第一，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刑事政策不仅包括中央层面的宏观政策，还包括具体执法部门的微观政策。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项政策：对于作案当时完全有条件杀害与所作案无关的其他被害人的，行为人并没有实施杀人行为，此时即使有命案，也留一活口。这样的微观刑事政策无论减少被害人还是对于减少死刑都有积极意义。    第二，从立法的角度。从死刑立法现状看，我国的死刑罪数和死刑覆盖范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国的死刑适用领域扩大到了财产型犯罪和经济型犯罪等非暴力性犯罪领域，因此我们应当从立法上大幅度削减死刑的适用范围，首先彻底废除盗窃罪的死刑，盗窃罪是纯粹的财产犯罪，不具有侵犯人身的性质。其次，逐步消减经济犯罪的死刑，经济犯罪大多追求金钱和经济利益，也不具有侵犯人身的性质。再次，科学认识职务犯罪的原因，在适当时间废除其死刑，在当今社会的转型时期，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一味追求金钱利益，追求享乐主义，严重损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要原因是我国公共权力缺少监督和制约，而不是对刑罚规定的太轻，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建设才是根本措施，而非以重刑预防或消减犯罪。笔者建议死刑仅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暴力型犯罪领域，而且，所谓的罪行极其严重就是罪大恶极，不仅要求其在主观上恶极而且要求其在客观上罪大，只有坚持主客观的统一才适用死刑。

第三，从司法的角度。中国所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具有极大的死刑执行宣告的过滤功能，只有在立于法治原则范围内着力保护被告人的生命权的立场，正确理解设立死缓制度的立法意图，就能成为司法者最大限度的减少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有力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复核权收回，也在一定的范围内限制了死刑的立即执行。为最大限度的减少死刑适用和错杀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这一最低人权标准在我国没有兑现，我们应当完善相关法律，给予被判处死刑的人请求赦免的权利，包括在宪法上增加大赦制度。

结束语

通过对国内外死刑司法制度的考察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面对国际社会坚决反对死刑和国内民众强烈要求保留死刑的双重压力，国家死刑政策的确定应当非常慎重，既不能一味的屈从国际社会的压力而脱离实际的废除死刑，也不能罔顾国际趋势，只考虑国内民意而多用或重用死刑。在必须保留死刑的情况下，现实的选择慎用死刑并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不断完善死刑案件的诉讼程序，赋予死刑犯充分的权利救济手段，力求在保留死刑与保障人权之间做出适当的妥协。坚持慎用死刑和控制死刑，特别在司法程序上，体现慎用死刑和实现控制死刑，国家必须加大相关诉讼程序的必要司法投入，相应的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时间，尽管这会造成杀人越来越贵、杀人越来越慢的现实，但这是我们国家适用死刑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国家严格限制死刑必须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

[1]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步[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2]冯卫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J].甘肃.2003.总第69期第60页.

[3]贾宇.死刑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4] 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步[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5]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步[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6]曲新久，刑事政策的的权力分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