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媒体关系研究(一)

司法与媒体关系研究

                           

[摘 要] 新闻媒体和司法审判是当前维护良性社会秩序，规范监督违法违规行为的两支重要力量。它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经济发展方面肩负着突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中表示，人民法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制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既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支持，也离不开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然而新闻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司法公正的同时，却也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有时甚至阻碍了司法公正的体现，所以新闻媒体必须在尊重司法独立、维护司法公正原则的前提下，才有权报道或评论正在审判的案件。实践中，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推动着中国司法沿着公平正义的方向稳步前进，例如湖北邓玉娇案、北京陈家酒驾案等案件由于有了媒体的介入，最终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然而在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冲突和博弈，例如陕西药家鑫案、云南李昌奎案。新闻媒体和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两者之间冲突的成因以及如何构建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深入研究积极应对。

[关键词] 司法独立  新闻监督  两者的关系、冲突及共建

一、司法与媒体的关系

不同的立场导致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公众靠媒体知道案情，媒体总是报道那些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案件，另外媒体夸张和有选择性的报道可能会影响司法独立，所以司法方面总是企图限制司法过程的公开，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总体来说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和紧张[ 高一飞，国际准则视野下的媒体与司法关系[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0，(01):113,111.]。同时媒体与司法作为主流政治制度的工具，有着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同使命和目标，因此二者亦有交合统一的一面。

1、价值层面的一致性

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涉及到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的价值，即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在现代社会这两个价值更多地被人们认同为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笔者认为这样的观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而创设，但就其本质上而言，仍然可以理解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所以在考察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上我们应当从这两者入手加以比较分析。[ 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延伸或者是在特地领域的表现，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范畴。尽管在宪法的具体条文中没有新闻自由的具体表述，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仍然不难将新闻自由理解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新闻自由是任何民主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共同原则。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司法独立的价值追求在于实现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在价值层面上具有其天然的一致性。两者都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依靠,也都是法治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所有公权力中司法权是相对较为弱小的,司法独立除了必要的制度保障以外,更需要一种独立于公权力之外的支持,这种支持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在于一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对于信仰而言,在其形成的诸多条件中,新闻自由也是不可缺失的,只有新闻自由这种法律信仰的理念才能够在一个社会实现最广泛的传播,才能为最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同样这种法律信仰在支撑司法独立的过程中也势必要通过媒体这一载体,在这一过程中也只有新闻自由才能够保证这种源自于民众的声音能够变成强大的舆论,进而向其他权力施压。相反,在新闻自由受到侵害时,也只有司法独立才能够保障其利益,这一点已经为众多法治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2、价值位阶的选择性

不可否认的是，在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价值位阶选择上，理论界意见并不统一。贺卫方教授根据美国的实例得出结论：“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通过若干里程碑式的判例，对于平衡两种价值发展出了一系列极富启发意义的学说和原则。”“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言论自由（或表达自由）、出版自由是较之名誉权位阶更高的权利，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必须对于后者给予更高的重视。”[ 贺卫方：司法与传媒三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张志铭教授则认为“新闻自由在绝对意义上意味着不受事前审查。但是，尽管在实践（如美国的实践）中，事前审查往往被混同于事前约束。”“从法治国家的实践看，事前限制在范围上均受到严格限定，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表达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应该受到免于事前限制的保障。至于事后惩罚，如果其含义是指有关表达一旦被裁定触犯了法律，就会受到事后的刑事或民事处罚，那么就理所当然。”[ 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大法官谈到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公平审判和言论自由是人类两项珍贵的权利，实在难以取舍。

二、实践中司法和媒体产生冲突的原因

1、司法与媒体的是非判断标准不同

[ 干朝端，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平衡，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1期。]媒体报道追求的正义来自于媒体或者社会大众的道德观。在媒体与司法各自追求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过程中，两者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导致冲突产生。媒体报道事实，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朴素的社会道德观念，以社会正义和道德捍卫者姿态评说司法行为。司法审判追求公平正义的标准和依据是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法律与道德常常交织在一起，有时一致，有时却看法不一，用道德标准评判是非，有时会出现与用法律标准不同的结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样的评判结果必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在现代，由于受传统中国道德价值观影响，道德立场比法律立场往往更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因而更能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性，也更能吸引广大公众。媒体这种立场有时可能会强化司法的社会效果，为司法建立更好更扎实的社会基础，有时媒体却往往从情感出发去判断，较少顾及司法过程中技术性、理性化、程序化的运行方式。媒体常以道德标准去责难司法机关依据法律作出的理性判断，从而将道德与法律的内在矛盾转化为公众与司法之间的外在冲突，也引起了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冲突。西方法谚：“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正义的标准高于司法正义，当道德和法律发生错位的时候，两者的冲突便成为必然。”

2、司法与媒体的职业性质截然不同

主导大众价值取向的媒体对司法机关活动的评价，应该从法律角度进行，但事实上由于媒体的立场、追逐名利的需要以及媒体自身的特征，致使它评价司法的视角并不完全出于法律。媒体的职业属性要求其对所报道的事实必须积极主动挖掘、追求新奇视角和轰动效应，迎合大众化需求、及时有效。因此媒体倾向于采取夸大、渲染甚至歪曲编造事实等方式增强报道内容的社会影响。而且媒体在现实中对司法的评价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例如：社会公众的情绪倾向、主导政治力量的偏好、法律的规定、迎合公众需要的自身需求等等。司法审判的性质是客观公正，以被动而严谨态度的消除纠纷。作出判决的依据仅为法律，而绝非迎合大众。由于媒体和司法在运作属性上无不体现出矛盾和对立，两者产生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但二者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实现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媒体监督的权利需要通过司法得到保障，司法公正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也需要依赖媒体监督才能最终实现。

例如邓玉娇案判决后，在网民的一片喝彩和祝福声中，也传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是媒体的胜利，是媒体救了邓玉娇。”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邓玉娇案是否存在媒体审判？司法独立审判有没有受到媒体的影响？笔者认为，邓玉娇案存在媒体监督和媒体影响，但并不存在媒体审判。邓玉娇案发生后，媒体确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媒体的关注当成媒体审判。如果认为司法独立审判就是不受任何影响，不仅是错误理解了司法独立审判的含义，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