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单论位犯罪制度及其相关法律完善(二)

国有企业在中国占据了有力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所以，各主管机关对国有企业的违法行为取缔难言充分。例如，2009年，美国的Control Components Inc.因为向中国石油、中国海洋石油等6家国有大型公司的员工行贿在美国被处以罚金，而同时，中国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对涉案个人进行调查[ 《新京报》2009年8月16日。]。

为了获得外来投资，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企业实施的违法行为，并没有严格根据法律进行制裁，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近10年来，许多中国境内跨国企业所进行的行贿丑闻不断付出水面。如2012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向中国企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行贿。

在具体执法层面，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在企业行贿的案件中，受贿者通常会受到处罚，但是许多做为行贿者的企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法律规定的处罚对企业的威慑力在变小，完全是意料之中。

    2、主观原因

通常而言，在单位犯罪，尤其是厂矿企业犯罪的场合，涉及三个重要的当事人：一是负有保证企业根据法律提供优质商品与服务，在发生违法行为之际，通过运用刑罚权，惩罚违法行为，保护国民合法权益义务的国家；二是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三是接受国家保护，购买企业商品与服务的国民。

   （二）我国单位犯罪预防政策现状概览

所谓单位犯罪预防政策，指为了发现、预防单位违法行为，国家、社会以及单位本身所制定、实施的所有措施。包含于单位犯罪预防政策之中的，不仅有国家所实施的强制制裁，还有非政府组织等所进行的社会监督以及单位本身采取的各种措施。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以及重视强制制裁的传统理念出发，可以将现行单位犯罪预防政策的特征简单概括如下：

    1、扩大处罚范围

如上所述，单位刑事责任是现行预防政策的核心。所以，随着单位犯罪的增加，感到压力的立法机关不断扩大处罚范围，这是必然的事情。根据统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997年至2013年通过的八个刑法修正案中，有近半数条文是关于单位犯罪出发的。这些规定，首先，规定了新的单位犯罪，《刑法修正案（三）》第4条、《刑法修正案（四）》第4条以及《刑法修正案（六）》第3条就是如此。例如，《刑法修正案（四）》第4条增设了雇佣未成年人从事危重劳动罪，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逃汇、套汇以及骗汇的决定》也新设了骗取外汇罪的罪名。

    2、强化执法

    在扩大范围的同时，各主管机关针对具体的犯罪，采取特殊的措施，对执法进行了强化。现在受到关注的商业贿赂，就是例证之一。

商业贿赂激增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商业贿赂的实施方法多样。另一个就是执法不力。所以为了恢复市场秩序，重建政府威信，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于2006年决定开始全面展开以严厉打击商业贿赂为目的的商业贿赂专项治理。

在中央政府及各部门的专项治理活动之外，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也开展各式各样的执法活动。

   

如上所述，中国现行预防政策充分调动了国家权力，开始重视企业义务。但是尚未对如何充分利用国民权利的问题给予应用的重视。

 [结语]

 单位犯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犯罪行为。目前，对单位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给予刑罚处罚，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个普遍原则。我国1987年《海关法》首次将单位规定为走私罪的主体，从而开启了我国刑事立法规定单位犯罪之先河。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在《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再次明确单位可以成为走私罪、逃套外汇罪、非法倒卖外汇牟利的投机倒把罪、受贿罪和行贿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形式，在《刑法》总则第30条指出单位只对刑事法律规定可以由其构成的犯罪才负刑事责任，在第31条指出在处罚上实行以“双罚制”为基础、以“单罚制”为补充的刑事责任原则，而且在分则中规定了130多个可以由单位构成的犯罪，从而建立了我国的单位犯罪刑罚制度。但是由于单位犯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加之受传统的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的刑法理论的束缚，我国关于单位犯罪在立法上还有许多不完备、不明确之处。本文通过研究，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构成、预防政策、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及完善上进行理论探索，提出一些单位犯罪的法律改革与完善的构想，从单位犯罪的预防政策上我们要改革单位处罚、重视适法计划并且要充分发挥第三者的作用，而在单位犯罪的司法解释方面，一要明确“为单位谋利”而实施个人犯罪的处理，二要明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的区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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