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证据制度(一)

论民事证据制度

一、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沿革

诉讼至法院的民事案件大多源于事实方面的争议，而在案件事实发生争执时，法院需要通过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以此向当事人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事实认定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可以说，能否建立科学、完善的证据制度，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能否实现，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能否通过诉讼获得保护，也关系到诉讼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有效率。

1982年3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称《试行法》），初步确立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1991年4月，我国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订，重新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在此次修订中，涉及证据制度的有两处：一处是针对《试行法》第56条有关证据收集的修订。第56条虽然强调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同时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而修订后的条文虽然也保留了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但明确了收集证据主要是当事人的责任，法院的责任主要是审查、核实证据。另一处则是增加了质证的程序环节，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应当说，此次修订的内容虽然并不多，但都很重要，可以说是针对关键问题的修订。

2007年10月，立法机关曾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一次修订，但此次修订是局部修订，涉及的内容仅为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证据制度未被纳入修订的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立法机关自1991年后未对民事证据制度作出修订，但这一实践性极强的制度伴随着司法实践在不断地发展，这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逐步发展的。这方面的司法解释集中地反映在1992年7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民诉法意见》）、1998年7月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及2001年12月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中。

2010年，我国又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这次修订被定位为全面修订，所以证据制度也被纳入了修订的范围。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称《修改决定》）。从《修改决定》对证据制度的修订来看，其内容涉及证据的种类、证据的适时提出、证据收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以及证据保全等方面。经过此次修订，证据这一章的条文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从12个条文增加到19个条文。

2012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关证据制度的改革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此次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既是客观反思现行法粗线条式的简约规定的良好时机，也是系统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实施10年所取得的经验教训的重要节点。而后者无疑为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样本。我国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已经表明，证据制度的设计不能仅仅着眼于条文本身逻辑的周延性和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性，而应当充分考虑国情的因素，紧密结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尤其应考虑社会众的承受力和适应力。在司法公信力不足、民众诉讼理性低迷的现实背景下，草案从法定证据种类、举证时限、证人制度、鉴定人制度以及证据保全等方面对现行的证据规则进行细致、务实的修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纠偏的使命。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