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雨》中的恋母仇父情结(一)

《雷雨》中的恋母仇父情结

  【摘要】：曹禺以其处女作《雷雨》而展示着生动活泼的人物、激情洋溢的台词、独具匠心的构 思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及悲悯济世的情怀，并奠定了剧作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具有开拓价值的经典地位。可以说，曹禺正是依托剧本主题正是弗洛伊德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的那个“恋母仇父”。作品表现特定时代作家的心灵标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照应。

【关键词】：曹禺；《雷雨》；俄狄浦斯情结；叙事模式；生命情韵《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著作，体现着作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困境，人的精神的痛苦、人的本性的罪恶。作家怀着悲天凄然的情怀审视、诠释人类困惑根源的同时，也阐明如何消除困惑，人类精神叛逆的问题。

     作品《雷雨》通过描写鲁大海与周朴园的矛盾、鲁大海与鲁待萍的深情、繁漪与周萍的“闹鬼”等现象，”。展现深刻的主题正是弗洛伊德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的那个“恋母仇父”贯穿全剧，时隐时现，制约着人物行动，占据着人物的心灵空间 。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著作进述了：俄狄浦斯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神谕告知其父母，他们的儿子将犯杀父娶母之罪，于是他的母亲让牧人将他弄死；牧人出于怜悯，将他送给了报信人，结果他长大之后果真“杀了不该杀的父亲，娶了不该娶的母亲”，即犯了不应该犯的罪，最后他为了惩罚自己，弄瞎了双眼，自我放逐他乡。这一悲剧一直被当做一部命运的悲剧，激发后代作家的创作灵感。弗洛伊德这位酷爱文学的精神分析学大师，则“根据自己对古希腊悲剧的知识，提取了这个杀父娶母故事的相似之处，从而为乱伦的欲望发明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术语。多少年来，俄狄浦斯情结早已成为一些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成为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分析文本的一种方法。无论从创作主题或批评方法的角度来看，《雷雨》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典范。 

    

  一、曹禺悲剧中“俄狄浦斯情结”演绎的人文蕴藉

“悲剧”概念，作为一种戏剧艺术形式而起源于西方文化古希腊悲剧，主要是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表现人生的悲哀、痛苦、怜

悯和抗争。譬如说，希腊的神话和悲剧皆认为人生的悲哀和痛苦是与生俱来的，依托神加以支配，是一种无可规避的人生命运。诸如索福克勒斯叙写的《俄狄浦斯王》，就是命运悲剧的艺术典范。及至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开始从“神的世纪”回归到了“人的世界”，并将自身的性格演进作为描摹的主要对象，主张性格的缺点是造成悲剧的生命基因。如此一来，“性格悲剧”就逐渐取代了“命运悲剧”，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四大悲剧均是由性格的缺点而导致的。继之，“社会悲剧”又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它注重描写社会的不合理因素给世人所造成的苦难。为此，在19世纪叔本华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思辨时代，认为悲剧三种模式：“罪大恶极之人所造成的悲剧；盲目的命运的捉弄所造成的悲剧；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间由于相互间的误会、猜疑和伤害所造成的悲剧。其中第三种悲剧最为可怕，因为它弥天漫地，无处不在。悲剧的最终原因是原罪，即生存的本身之罪。即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

    人类的一切行为动机均来自于自身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和缘由。（弗洛伊德认为），文学艺术自然也不例外。即文学艺术的创作就是作家在无意识地放松对意识的控制而产生的“自由联想”的演化结果。弗洛伊德指出：“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

创作家对年轻时的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实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包括了两种成分：最近诱发事件和对旧事的回忆。”{2}说明文学作品创作动机的形成，往往可以追溯到作家童年时所受的强烈影响和特殊经历，作品的深层意蕴中通常也隐藏着作家童年体验的生命烙印；作家与作品是一个完整的意识整体，他们之间客观上又存在着某种属于个人隐私性质的内在精神联系。为此，他特别重视童年经验，主张创作动机的形成与创作者童年时的经验，以及其中尤为特殊的“恋母情结”紧密相连。由此可见，曹禺的人生经历、生命情感、审美趣味，似乎与《雷雨》中的众多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机关联。换句话说，作者好像依托剧中人的语言行动，注重彰显一种内心潜在的“恋母仇父”情结，而此情愫恰好又是神秘莫测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加以交织变异的生命格局。

曹禺坦承：《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

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展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天地间的“残缺”同时，与此情绪俱来的“那就已经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它的主基调是“极端”和“矛盾”，表现在人物身上，就是“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就已经是爱，不是爱就已经是恨，一切都是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中的路”。这表明作者对人世间命运的悲悯和对天地间“残忍”的疑惧，认同人是极端可怜的动物并生活在“狭的笼”中且不自知，而整天“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然而人生悲剧命运却像只无形的黑网使之“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并且永远也无法“逃脱这黑暗的坑”。

假果把人生比做舞台呢，那么爱情和婚姻即是这舞台上演的一出充满悲欢离合的大戏。清华园里的热恋激发了曹禺创作的潜流。1931年春天，曹禺导演并担当主演的《娜拉》在清华大学礼堂公演。曹禺和郑秀的情缘就已经从这时开始。1933年，清华话剧社决定排练曹禺翻译的高尔斯华绥的《罪》。这出戏由曹禺导演并扮演男主角拉里。至于谁来饰演拉里的恋人汪达，曹禺想到了郑秀。他觉得郑秀的气质很适合；这是接近郑秀的很自然的方式。在排戏的日子里，曹禺沉浸在追求郑秀的痴迷之中。每当排戏演到拉里向女友汪达倾诉爱情之时，曹禺特别投入，他完全把自己当成剧中的拉里，把戏从台上演到台下。  

现实与幻想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后来曹禺和郑秀痛苦地分手，就是因为现实中的郑秀与他所幻想中的郑秀相差的太远。但是，无论他们之间的情感岁月经历了怎样的是是非非，当初两人在清华园痴迷的恋情，都是曹禺孕育和创作《雷雨》的动力之源。1933年上半年，曹禺与郑秀正沉醉在甜蜜、如痴如醉的恋爱之中，在这同一时间里，曹禺开始了《雷雨》的创作。在南开中学时，曹禺就有《雷雨》的构思，只是那时他尚处于人生与艺术的储备期。当曹禺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时，实际上他已经站在了戏剧创作的起点。然而，他却迟迟不能动笔，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还缺少一种激情。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激情不言而喻指的是爱情。所以，一部艺术家的创作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部两性爱情的激情史。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曹禺构思了五年之久的《雷雨》，独在1933年上半年进入写作阶段。  

曹禺在《雷雨》舞台提示表明：“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开始就让观众感觉到某种郁闷、压抑、沉重的氛围。雷雨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力量，在这里虽被赐予了生命，但并未丧失其真实性。第二幕的舞台背景更加富有野性了：“虽然方才落了一阵雨，天气还是郁热难堪，天空黑漆漆地布满了恶相的黑云······以后闪电更亮得蓝森森地可怕，雷也凶恶似的隆隆滚着······狂雨就要来了······最后暴风暴雨，一直到闭幕。”《雷雨》中的人物就是在这样由原始力量所完全主宰的世界背景中展现自己的活动的。

周萍与繁漪的恋母情结，在全剧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现形式中是最详细的、最完整的一条线索。剧情开场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确立。周萍与繁漪之间的关系原为前妻之子与后母，这后周萍的引诱，才把繁漪“变成一各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如果说繁漪是叛逆者，是破坏封建社会秩序、撕毁封建主义“尊严”的勇士的话，那么，周萍称为繁漪的老师，并不能算作过甚之词。后来这种长期的压抑竟然导致她心理变态，濒临精神崩溃，二少爷年幼，况且对于繁漪这位有着文化教养的女人来说，显然还不至于去和未成年的亲生儿子调情做爱，即使那样做了也无法得到满足；鲁贵这个不值得一顾的下等男人，根本就不够资格沾她一点边，惟一可成为她性投射对象的就已经是周萍；既不是她的亲生的儿子，同时治比她小六七岁，正是欲火旺盛之年华。再加上这里无人干扰的环境，真是天赐良机，因此，“闹鬼”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曹禺出于一种对人类困境的悲悯情怀，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既写出了他们本能的驱使和欲望的放纵而导致的可怕后果，又展示了他们对这种可怕后果的恐惧、紧张和厌恶之心。如周萍，全剧的重要角色，可谓罪孽深重，他因两度乱伦，这是为伦理所无法饶恕的。但，作者却没有将他写成一个让人憎恨的人物形象，而是倾尽笔墨揭示两度乱伦给这个人物内心造成的悲剧心里。而周萍与繁漪乱伦的原因，在曹禺看来，根底还在于人的本能情欲，是总在悔恨自己过去铸成的错误，当一个新的冲动来了，本能和欲望，又如潮水淹没了他。他理智，不过是卷在漩涡里的一段枯叶。他从小生长在周公馆里，连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早已死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父亲和他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他对周朴园也只是敬畏三分；而继母繁漪有了自己的儿子，不能给母爱和温暖。他自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欲望郁积成了恋母情结。当他成人，有了明确的性欲望时，便扎进了她——他现在的母亲的怀抱，实现了儿时无意识欲望的满足，将积压在深处的力比多射到了性爱的对象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周萍的恋母情结表现在同繁漪的暧昧关系上；又表现在对父亲的嫉妒和不满上，这种急端就有可能导致报复甚至仇杀。然而，剧中的周萍却没有走上这一步，他实际上是完成了报复式的计划。

由于童年遭受到的心灵创伤，憎恨着父亲的周萍对后母的不幸产生了特殊的精神情感，而欲望对理想堤岸的冲决和淹没，促使他不仅说出了对继母不该说的话，而且还干出了对继母不该干的事。毫无疑问，这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种变体。周萍的身上，存在激烈冲突两种力量的斗争；以伊底为一方，以自我为一方，自我的力量和伊底的力量势均力敌。当伊底力量占上风时，他就对母亲产生冲动并且干了那桩不可饶恕的罪过；而一旦自我力量压倒伊底力量时，占据他心灵的就已经是“犯罪情绪”，因此他后来总想处处避开繁漪的纠缠，试图通过和四凤的正常恋爱达到自我的升华。可以看出，周萍每犯下乱伦之罪，其灵魂极度的恐惧、深处的自责和悔恨，都无疑把他往毁灭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就如同跌进沼泽，“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不过，就《雷雨》营构的具体故事而言，周萍的这种“原始情欲”，则是以一种“俄狄浦斯情结”曲折地体现出来的。赫胥黎指出：“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10}说明人的理性特质正是人类的高贵文明之处，此类理性精神对人的野性欲望的泛化，的确是有明显的抑制、约束、羁绊的审美作用，而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节制地放纵自身本能，必将导致悲剧。为此，曹禺悲剧叙事中对人类本能蕴藉的某些颇为宝贵的勇敢、顽强、坚韧、同情等品质是非常渴望、希冀和张扬的，希图以之改观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慵懒、软弱、自私、狠毒等扭曲的人性特征。鲁迅曾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是不要去惊醒她。”{11}因此，繁漪就是一个不幸者，而觉醒后等待她的唯有比做梦更为残酷的悲惨现实。虽说她不安于“三从四德”所规定的残酷命运，希冀挣脱封建礼教的桎梏，改变自己身为工具的命运，渴盼做一个真正的人，然而她在不自觉中以自己情感的殉葬，将个性解放与反封建的锦旗擎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