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的三位反叛女性形象(二)

在白鹿原这个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所造就的冷酷环境下，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田小娥与白灵被作为排挤的对象生活在白鹿原的边缘，甚至以外。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使她们原始生命的本能被压抑，让她们艰难地活着，挣扎着。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永远也不可能关照这个深陷痛苦却不断反叛的、不断抗争的女性。作者以田小娥与传统的抗争直到死来表现女性的反叛悲剧。在一个保守、落后、残酷的传统氛围里白灵的反叛带有一定的理性意义，而田小娥与鹿冷氏的反叛却是那么苍白无力并带有非理性的因素。面对眼前强大的传统力量，她们逃不出传统为她们所划定的游戏规则，要么妥协，被传统同化，自我泯灭生命本能；要么就反抗，被传统礼教视为不可赎的罪人，承受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打击。田小娥与白灵很明显选择后者，作者让田小娥死于自己的公公鹿三之手，而鹿三是个善良，本分的普通劳动者，可是连他也容不下田小娥。田小娥的死体现了封建礼教对胆敢反叛的女性的彻底围剿。而鹿冷氏则是两者之间的矛盾体：一方面她是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信徒；一方面她却不能抑制自己的本能，无形中在反叛。田小娥、白灵尽管走的道路不同，但她们对于自我意识、生命本能的执着追求，都是违反了千百年来白鹿原上的道德准则。通过她们的命运结局我们看出了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力量之大。

二、对作者塑造三位反叛女性的动机分析

陈忠实，1942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任教，接着担任地方书记，之后几年为了专心写作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与妻子回到故居。从他的几部作品以及学术界的评论来看，我们可以说陈忠实是一位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家，《白鹿原》则是他花了四年时间写成的一部气势磅礴、意义深厚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作品，用作者的话说：是一部民族秘史。但当我们读完作品后，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作者为什么会在文本中塑造三位反叛女性形象呢，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1、成功地展示一部关中女性秘史

在陈忠实的写作手记中我曾了解到，作者在接触大量的世界文学以前，他对乡村生活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他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而且在这里做了10年的基层干部，他所写的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的体验。但是当作者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作品，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后，他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被彻底打碎了。“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他告诉自己：“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于是作者开始了对生己养己的这块土地的深入探究：

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处，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当作者打开一部部县志时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里面的文字令他震惊，特别是看到几本“贞妇烈女”卷。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洁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让我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着某某村某某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为她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他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得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得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个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得无以数计得女性榜样得名册里，我首先感到得是最基本得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得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得抗争者的人物……后来，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

作者一步一步由史实中看到了女性的生存处境：没有任何的自主权，且处处受到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残害。这些自然而然激发起了他内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女性鸣不平，为女性立传的想法萌生了。作者开始走进民间，走进近百年前他的村庄——白鹿原。

田小娥、白灵、鹿冷氏三人形象的塑造即是作者为众多“贞妇烈女”打抱不平的见证，是作者在女性人物群中选取的典型代表。通过塑造这三位不同性格且都具有反叛意识的女性来展示整个关中女性的秘史。以田小娥为例，她即是一类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让女人的本性得以体现的反叛女子；而白灵则代表了新时代拥有先进思想的一类反叛旧制度的女子；鹿冷氏是新旧时代和思想转折时期的典型女性的代表。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女性悲惨的命运史，她们就像流星一样用瞬间光辉点缀了男性的夜空，然后无息地陷入了难以逃脱的命运悲剧，用无奈和凄惨为自己一生画上了句号。不管是田小娥，鹿冷氏还是白灵，作者都表现出对女性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同情与怜悯——“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女性萎缩成皱褶的抹布一样的女性，对于她们来说，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是怎样痛苦煎熬到溘然长逝的……我庄严地念着，企图让她们知道，多少多少年以后，有一个并不著名的作家向她们行注目礼。”

2、作者创作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创作中的生活原型基本来自男性

作者在自己的写作手记中曾几次提到自己在民间采访时的情景。“我找到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的爷辈的老汉，向他们地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或在我的刚刚易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将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记得什么便讲什么。”“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从这里可见，作者采集的素材基本上是出自男性之口及他们的所见所感，包括很多人物的故事都是出于这些男性的叙述之中。几乎从未提及通过采访女性来获得素材的经历，从作者自己讲述中也可以看出对于家族的记忆男性对他的影响较为深刻。除此之外，另一种收集方式则是大量查阅当地几个县的县志，从县志中寻找所需要的资料，而县志大多也为男性所著。也就是说作者使用材料大多是经验素材，且是男性经验素材，自然叙述中就会有男性经验的叙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即是来自众多经验素材中一个男性原型——陈忠实的曾祖父。

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坦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

（2）作者精神内核上的矛盾与保守

陈忠实生长在一个封建文化底蕴浓厚的关中平原地区，对于这块土地，陈忠实在对自己的小说进行阐述时曾讲到：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这即是儒家文化的力量。而当地的“关学”与儒家文化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更是根深蒂固。“关学”是北宋张载在陕西关中地区所创建的理学学派，“关学”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为尊儒；第二为重礼，他们都把“躬行礼教”作为出世原则；第三为务实，他们继承汉代以来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关学就是儒家文化在关中地区长期积淀的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克己复礼”，“遵礼重道”等都是儒家文化典型思想，而这些正好为关学所继承。文本中的几位主人公，例如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等在不同程度上践行着儒家思想文化。特别是白嘉轩，他可以说是白鹿原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理想化了的活的样板，也是“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同时也是一个“肯定的正义力量的化身”。这些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们以强大的力量维护着中国宗法家族制度和文化。

作者看到了这一点，并在作品中反映了儒家文化对妇女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残害，也表现出了作者对这种文化一定意义上的痛恨。但作为读者，我们跳出文本去思考。不免会发现作者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遵循着这一文化。文中对白小娥与黑娃的偷情描写如此得赤裸，但对于革命者鹿兆鹏与白灵的性描写风格则完全不同，几乎映衬出他们身份的不同。这不正反映了儒家的荣辱观吗？文中的儒家代表人物朱先生几乎被描绘成圣人形象，即说即中，受白鹿原上老老少少的崇敬。从乡亲们为朱先生送灵就可以看出：书院门外的场地上和山坡上聚集着黑压压一片人群……人群爆发起洪水咆哮似的哭声……而且不断有人加入到凌乱不齐的送灵人群后头默默前行。同样，儒家文化的践行者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族长以乡约约束白鹿原的所有人。对于女性，作者笔下的男主人公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女人要么是供男性发泄欲望的工具，证明男性力量强大的客体；要么是维系宗法的传宗接代的符号。白嘉轩的六娶六丧，鹿子霖在原上众多的干儿子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叛逆的黑娃归向儒家，成为朱先生最好的弟子；“不孝”的白孝文重进白鹿原的祠堂。这些不正是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回归嘛？

陈忠实看到女性的悲剧，看到了封建礼教和道德的残忍，欲塑造几位反叛女子来控诉，反抗这一切，但是当作者真正进入写作中时，思想内核上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具体则表现在作者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上：他既批判儒家一些观念，同时又在赞赏他；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了传统的封建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魅力恋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白鹿原上的农业文明已渐消失，又希望从中找到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方法。人物命运起落时刻体现着作家的思想意图，从这些细节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本身也没有突破这一点。作家传统观念的浓厚，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他的保守主义倾向。作者即使想将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先进的革命战士作为突破的象征，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当然这不仅仅是作家一个人的原因，更多的是社会、历史因素，人文原因等，作者受主观意识的影响安排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白灵悲惨的死去，这也说明了作者没有找到在新时期新女性应有的生存方式。

（3）对于女性经验认识的不足

从作者产生写作欲望到收集素材在到写作的整个过程来看，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是按照长辈们的说法且多为男性的说法以及自己的写作意图臆造出来的。作者一开始翻阅县志时就发现大量关于“贞妇烈女”的描述，而他笔下女性人物的产生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即从“贞妇烈女”这个概念出发的，田小娥形象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对于女性经验不熟悉势必会造成文本中多以男性的眼睛去观看女性，使女性成为被怜悯被拯救的对象。这也就像在电影院里的观众观看电影，他们对荧屏上的女性有评判和感觉的权利，或喜欢，或厌恶，或怜惜，或敬佩等等。一旦以这样的姿态去写作，那么作者与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就会存在距离感。如果以女性的眼睛，以女性的思想去看待女性，那结果大相径庭。此时的作者就不在是电影大厅里的观众，而是与自己的女主人公同时活动在电影屏幕上的一员。尽管作家陈忠实笔下的女性形象已很鲜活，但其女性形象较文本中的男性形象相比仍显单薄，且在文本中多扮演“他者”的角色，缺乏女性主体意识。女性在大多情况下，只是一个受动者，一个随着生活之流沉沉浮浮的“他者”，一个外位性的存在。由于作者缺乏对女性经验认识没能对小娥等女性作立体的更有人性深度和精神力度的描摹与刻画，极少从女性的视角来设身处地观察审视白鹿原社会和小娥等她们本人的内心感受。作者没能与人物达到思想上、心灵上的深度沟通与契合，始终是看与被看，写与被写的关系。这与有些女作家相比，差异性则显而易见。比如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样是农村题材，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贞贞也是一个反叛的角色，但给人感觉完全不一样，她不在扮演被同情被拯救的角色。其中一个原因是作者以自己丰富的女性经验和女性独特的观察视角将自己和主人公融合起来。被日寇蹂躏而染病的革命者贞贞，并没有像这位女性作家及其他女性想的、劝的那样接受一个不嫌弃自己，且自己曾深爱的，而且一直爱着自己的夏大宝。

有两次，我看见那显得精悍的年轻小伙子从贞贞母亲的窑中出来，我曾把他给我的印象和贞贞一道比较，我以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当现在的贞贞被很多人糟踏过，染上了不名誉的，难医的病症的时候，他还能耐心的来看视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弃她，不怕别人笑骂，他一定想着她这时更需要他，他明白一个男子在这样的时候，去对他相好的女人所应有的气概和责任。而贞贞呢，虽说在短短的时间中，我找不出她有很多的伤感和怨恨，她从没有表现出她现在很希望有一个男子来要她，或者就只说是抚慰吧。但她应该有些温暖才好，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似乎是无所求于人的样子，但我总以为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必须的。我喜欢她能哭一次，找到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我是希望着我有机会吃到这家人的喜酒，至少我也愿意听到一个喜讯再离开。

“然而贞贞在想着一些什么呢？这是不会拖延好久，也不应成为问题的。”我这样想着，也就不多去思索了……

——《我在霞村的时候》

曾经因贫穷不敢正视贞贞，不敢大胆的追求爱情的夏大宝重新站在已重病缠身，名声极坏的贞贞面前，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和选择，尤其是众多的女性。

“你总得说一句呀，你就不可怜可怜你的娘么？……”

“路走到尽头总要转弯的，水流到尽头也要转弯的，你就没有一点弯转么？何苦呢？……”

一些女人们就这样劝着她。

……

贞贞出来了，可是她并没有到我的房子中去，她向后山上跑走了。

“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活该夏大宝倒霉……”

聚集在院子中的人们纷纷议论着，看看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便也散去了。　　

——《我在霞村的时候》

贞贞的决定出人意料，特别是各位包括作者在内的女性。作者巧妙地以女性眼光来审视女性，她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与男性眼中的女性性想象相比要深刻得多，且让女性形象立体化，具有一定的丰富性。例如贞贞的性格，从不同的侧面有所展示，不管是贞贞对夏大宝的爱情，还是对革命事业的态度，对世俗的看法等等，她给人的印象是善良、勇敢、坚强、上进等等，她的性格非常鲜明、饱满。贞贞选择了离开霞村，治病，读书。作者让我们看到了新女性的生活方式，看到了新女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白鹿原》中的女性也不乏鲜活的色彩，但由于作者缺乏对女性世界深层认识，缺乏和自己的女主人公的沟通与对话，从而导致文本中的女性始终是“男人眼中的女人”，这样，作者给予她们的同情也就失去了意义。她们的主体性与创造力被掩埋了，作者没能为新女性找到一条希望大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此。

《白鹿原》向我们展示的三位反叛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具有代表性，她们创造了各自生命的意义，印证了女性艰难的生命史。使我们看到女性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真正在社会和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主体性与创造力，仍然有漫长的路程。作为《白鹿原》的作者，而且是一位男作家，能看到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深度残害且为其鸣不平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层次素养。陈忠实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去窥视人性，发现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命价值，这对女性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一位担负社会责任的作家，不能将女性一味当成被解放和被拯救的对象和牺牲品。作家是有责任去倡导女性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的，应当倡导和表现男性与女性平等、和谐发展的。女性问题，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当代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以新的观念新的方式，共同以实现女性价值为己任，让女性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样，才能将作家的立场建构在两性平等的视野上，使作品能闪烁女性的解放之光。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1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