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的三位反叛女性形象(一)

论《白鹿原》中的三位反叛女性形象

[摘 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集陕西关中白鹿原的地域特色、文化背景、伦理道德、典型人物为一体带有乡土气息和时代氛围的巨著。《白鹿原》一经发表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进行评论和研究，涉及的范畴大概有：封建历史文化、史诗性结构、女性形象研究等，其中最受关注的要数对《白鹿原》中女性世界的探究。《白鹿原》是一部民族秘史，更是一部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性秘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以人文主义的意识关注女性命运，自然也有对在封建社会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的阐释。但无论怎样，每一个作家在从自身视野关照女性命运的时候都有着不同的情怀和境界。

[关键词]封建 情欲 反叛

在《白鹿原》中为数不多却有独特意义的女性，如田小娥，白灵，赵鹏媳妇鹿冷氏等，她们与传统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相对抗，或隐或显的表现出一定的反叛意识。作者通过塑造三位反叛女性揭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些女性被当作男子的附属品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受到社会的轻蔑和歧视。繁琐的清规戒律捆绑着妇女的身心，她们一般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更多时候拥有的要么是惨烈的实实在在的命运悲剧，要么是县志中模糊的几句“贞妇烈女”的描述。文本中的女性没有一个人是平静地自然地死去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一个悲剧，社会、历史、性格等各种因素使她们的反叛最终以失败结束。但其悲剧的深层意义恰恰在于她们表现出的一定的反叛性。

一、三位反叛女性的人生命运

1、田小娥——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红颜祸水”

《白鹿原》中写得最生动，最具震撼力，也最具反叛性的是田小娥。人们用传统思想的衡量标准把她定位为“白鹿原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女人”。但田小娥恰恰是旧时期受苦难最深重的一类女性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文本中田小娥本是秀才之女，长得美丽动人，属小家碧玉。然而她的父亲却把她许配给大她几十岁的郭举人，使她成为一个“被奴役，被贱视的婢妾”。她不仅要忍受非正常的婚姻，还要忍受郭家人变态的虐待。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郭举人之所以娶她，除了将她当作玩物外，更主要的作用是为给他泡“枣”，以便益寿延年。田小娥在这样一个冷酷，缺乏尊严的没落家庭里，她不仅从未有过做人的尊严，而且在生理和精神上都倍受压抑。而黑娃的到来，却燃起了她对生活的一点渴求，她向蒙昧未醒的黑娃发出了一系列富有诱惑性的暗示，急切地想从黑娃身上得到生理的，进而心理上的满足。她和黑娃之间的感情，不再仅仅是让人不耻的偷情，而是一种被压抑已久的正常欲望的爆发，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当黑娃执著地拉着田小娥走进白鹿原时，传统的封建礼教哪里容得下这种伤风败俗、践踏男性尊严的女人？果然，以封建家长为代表的族人们包括黑娃的父母都将他们拒之门外，二人只好栖身于村外的破窑洞，但这时的田小娥宁可忍受着被亲人唾弃，被世人鄙夷的耻辱也要选择和黑娃一起过贫苦的生活“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这时田小娥和黑娃的关系便由单纯的性爱发展成为了“互相依恋的爱情”，从肉体的满足转到了精神上的彼此关爱。在旧社会，很多女性和田小娥的想法都是一样，她们追求的仅仅是和自己丈夫好好过日子。在田小娥看来，先前在郭家时做的所有态度决绝的反抗和奋勇的追求，都未摆脱在郭举人家里那猪狗不如的毫无尊严的处境，她想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也许是她反叛的全部原因。为了救黑娃，为了能够与黑娃一起生活下去，她受制于鹿子霖，在这种情形下，她用牺牲肉体的方法换取生存的条件。她有了反抗的意识，但没有女人的主体性，她的生存只能依靠男人。尽管最后她成功地引诱了白孝文，报了自己被辱之仇，以为这样就挽回自己精神上的自尊，结果却使她更加迷惘“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乐。”尽管她努力地回想起白孝文领着族人将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望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着：“我这回真正是害了一回人啦！”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有着善良之心向往正常生活的女人。为了抚平内心对白孝文的愧疚与不安，她尿了鹿子霖一脸，用极具羞辱性的行为惩罚了这个让她害了一回人的人，但她从此又与白孝文纠缠不清。在世人的眼里田小娥以她的“无耻下贱”造成了黑娃与白孝文的“堕落”，给礼仪的白家和纯朴的鹿三家带来极大的耻辱。这一切也成为了她死在鹿三梭镖下的直接原因。当封建礼教的执行者鹿三刺杀她时，她那一声“啊……大呀……”成为她生命里的绝响，同时也惊醒了鹿三内心深处的人性与良知，这与显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最终使鹿三精神崩溃、失常。小说对小娥死后的惨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用一句“白鹿原又一次陷入了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将田小娥与封建礼教的冲突引向了高潮。这一场“空前的”瘟疫灾难，是她向这个不公的世界发出最酣畅淋漓的报复。作者选择了亲手杀害她的鹿三作为她的代言人。通过鹿三的口，田小娥把自己的死因和哀怨一吐而出。她向那些最终将她逼上绝路的族人进行了最仇恨的报复，在这些所谓仁义的族人面前，她诉说着无限的委屈：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也没揉戮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就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进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蒿子棒棒儿，你咋么找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白鹿原》

这段哀怨之极的表白，正是她向封建礼教发出的最强烈抗争的声音。从小家碧玉到淫荡之妇，再到复仇女鬼。她就这样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不解与怨恨走完了短暂的一生。无论怎样抗争，结局依然是死。一座镇邪高塔将她永远楔进了白鹿原，哪怕是溢出的几只飞蛾也被白嘉轩毫不留情地用一把野火烧成灰烬，这些进一步表现了男权社会的强大势力对她最后一丁点反抗力量的压制。

2、白灵——具有反叛意识的新女性

白鹿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作者曾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了白灵作为白鹿精灵的化身。如果说田小娥是出于其“弱”势，为生活和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所迫，而不得不进行反抗的话，白灵则是以其“强”势，为传统的男权社会所不容，自觉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白灵是白家唯一的女儿，也是作者塑造的一位旧时期的完美的新女性。她出生时“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桐树上叫着，尾巴一翘一翘的。”所以她生来就是“灵灵儿娃”。在她身上蕴含着白鹿精灵的一切美好品性——美丽、善良、活泼大方，有很强烈的正义感。白灵生在宗法文化之家，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严重的影响。她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在缠足被认为是“身份和品德的代名词”的封建礼教下，她毫不妥协，拒不缠足，以死相威胁，最终获得新式学堂的机会，打破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白灵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也是表现她女性意识觉醒最明显的一点。她曾不顾父亲的脸面，毅然决然地用讥讽的口吻捎信给对方，拒绝了这门婚姻，也因此父亲白嘉轩将她扫地出门，断绝了父女关系。这并不是她不孝，故意和父亲作对，而是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白灵的爱情婚姻观是建立在心灵层面上的情感默契，而不是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取代的，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所具备的价值观。这也是她对封建宗法礼教的一次较大的挑战。白灵勇于追求真理和正义，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她还是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她积极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寻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情，与鹿兆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使命。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却因为党内的错误惨死在同志的手中。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白灵可以说是个极具个性的女子，她从一出生就具有反叛的性格，反叛父亲，反叛包办婚姻，反叛没有共同理想的爱情，痛恨内奸叛徒……她生在封建家庭里，而且是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塑造出来的后代，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我们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凸现的女性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始终勇敢地追求自身的幸福和人格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规定。正所谓“越是遵循这种害人制度越可长寿，越是和封建宗法制度相对越是短命。女性在封建制度面前没有任何价值，爱情、事业、人生的追求都如同一张白纸。”在她遇害的那天晚上，天上下起了雪，她的灵魂从活埋她的泥土中飘逸而出，幻化成了朱先生的梦，白赵氏的梦，白嘉轩的梦：

原上飘过来一只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地从远处朝我飘来哩，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去了，刚调头的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

——《白鹿原》

这样一个有着聪慧、善良、正直、坚毅、果断、刚烈等优良品质的出色女性，就这样被毁灭了。这也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反叛女子的命运与强大的封建儒家文化力量相比较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尽管如此，白灵的一生还是非常完美的，这位独立自主的女性最后虽然成为那场斗争的牺牲品，但她悲剧性的结局却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她短暂的一生，是中国妇女摆脱传统封建礼教之束缚，迈向思想现代化历程的标志。

3、鹿冷氏——具有隐性反叛性的矛盾体

鹿冷氏，鹿兆鹏的结发妻子，她的命运与田小娥相比更加悲惨，让人产生强烈的同情之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婚姻曾使千千万万的中国夫妇一辈子生儿育女，相濡以沫，但偏偏鹿兆鹏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革命者，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安排。鹿兆鹏是在父亲鹿子霖的三记耳光之后被骗入洞房的，对此鹿冷氏毫不知情。她只知道新婚之夜后，就再也没有享受过性生活的欢愉。鹿兆鹏坚决远离家门，用行动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己的婚姻。而鹿冷氏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呢？她是父亲冷先生送给鹿家的一份礼物。

冷先生十分满意两个女儿终身大事的安顿。他不是瞅中白鹿两家的财产，白鹿原上就家当来说，无论白家，无论鹿家，都算不上大富大财东；他喜欢他们的儿子也崇敬他们的家道德行，都是正正经经的庄家人；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在白鹿镇行医久远之计，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再这个镇子上立足；他也许不光凭他的冷峻的眼光看得出，而是凭他冷峻的神经感觉到了，“交农”事件之后白鹿两家不好愈合的裂痕。他像调配药方一样，冷峻地设计而且实施自己调和方案……

——《白鹿原》

冷先生本意是欲结百年好合，以使得冷家在白鹿原上站稳脚跟。不料却让女儿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鹿子霖在无法左右儿子鹿兆鹏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和亲家冷先生的面子，硬撑着父亲的余威不允许鹿兆鹏休掉他的媳妇，宁可让鹿冷氏过着有名无实的弃妇式生活。鹿冷氏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传统的观念：三从四德。但她毕竟是有血有肉的女子，应该拥有正常女人的生活。她渴望异性的抚慰，而且越来越强烈，她在理念和欲望之间痛苦的挣扎着。正常的性欲得不到宣泄，独守空房的凄寂导致她性变态，以致向往田小娥的放荡——“竟嫉妒起这个婊子来”，但是当她挎着装满麦草的大笼回到自家洁净清爽的庭院时，就为刚才的邪念懊悔不迭：“自己是什么人的媳妇而田小娥又是什么烂女人。”她已经呈现出矛盾的心态：从理性上讲，她看不起淫荡的小娥，但从情感欲望上，她又是非常羡慕小娥能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悲的是，她明知道鹿兆鹏是不会回到自己身边的，还要无奈地独自承受这一切，总希望在梦中与丈夫欢会，以此来支撑自己，打发那漫漫寂寞的生活。

从心理学上看，弗洛伊德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其行为的主要方向都是为了获得生理需要的满足。一个人的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的，而本我是由人各种生物本能的能量所构成。性爱即是人的本能之一。对于鹿冷氏来说，鹿兆鹏的出走，封建的礼教已经剥夺她作为人的本能。她只有在想象和梦幻中渴望两性结合。许久的沉默和忍耐之后，发生了“麦草事件”，她给公公的碗里放麦草，却又渴望冲破乱伦的禁忌获得异性之爱。她所接受的良家女子式的教育只会不断否定和鄙视她的渴望，却无法消除和扼杀她的渴望。她越燃越炽的欲望不断动摇着她所接受得传统理念，但她却无力完全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将自己的欲望变成现实。痛苦、煎熬的矛盾心理不断折磨着她，最终让她精神崩溃，走入了疯境。“封建的伦理道德往往以整体遮盖个体，以理性压抑感性发展到极端，就是以刻板的礼法，戕杀人的活泼的感性生命，导致了无数个体生命的毁灭或人格的扭曲。”鹿冷氏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可悲的是大家对于她的疯甚至是死都表现的冷酷无情。鹿子霖在意的是儿媳的疯言疯语是否会引起老婆和冷先生的误解。而冷先生在意的是如何让女儿停止疯言疯语，免得让两家人难堪。为了阻止女儿胡言乱语，为了不辱门风，他无视女儿的生命和幸福，亲自配置虎狼药将女儿毒哑，最后致死。自幼受冷先生教育，在白鹿原这片笼罩着浓郁的宗法礼教的土地中生长起来的鹿冷氏，不可能像田小娥一样以“性”作为武器进行反抗，也不可能像受过新学影响的兆鹏和白灵一样用出走的方式去追求幸福。对于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

田小娥、白灵、鹿冷氏虽然三人命运遭际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命运结局。“红颜祸水”的田小娥与新女性白灵的反叛是较为强烈和明显的，她们为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或犯淫偷情，或抛家拒婚，尽管理有不容，然而她们曾享受过热烈的生活，这在她们已经足够了。而鹿冷氏的反叛则是一种隐性的反叛，她们给人的震撼一个比一个强烈。正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性格原因及一些偶然因素。而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固然有其性格原因，但主要责任在于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历史中“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女性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的统治下，也还渐渐地将这种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但是总有一些女性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从而进行反抗，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维护者却将这些反抗者送上断头台。有人曾分析过当人们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的时候，他们对待传统文化和道德在外部表现上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