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对女性异化命题的探索(一)

摘要：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系列意蕴深厚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本文以女性的视角对鲁迅小说中的女性进行解析，尤其是从封建礼教，生存环境，自我意识三个层面解读女性被异化的命运，从而达到消解女性异化颠覆男权文化，体现“启蒙”的创作意图。

关键词：鲁迅小说；女性异化；女权主义；男权文化

异化一语在西方人文科学中使用极为普遍，且其含义丰富多样。鲁迅描写女性异化，与西方人文思潮和文学影响有关，但更有他自己的独特探索。在作品中，鲁迅先生不仅用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历史社会中男女两性的诸多差异，也告诉我们差异本身不是悲剧，只有差异造成的奴役才是悲剧。当然，在他的作品中，更为深刻的剖析了“女性异化”这一概念，即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由于男权文化压力这一中介而产生的差异，造成了自我主体的全面丧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礼教思想、张扬个性主义思潮，唤醒了一代知识分子，解放妇女是反封建中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封建文化的等级观念制约着中国人生存的自省，几千年的传统中国未能产生最基本的人的观念。女性作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的存在，是文明世界范围内的事实。在男权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居绝对优势地位的男权语境规范着女性的存在，使女性意识逐渐泯灭于宗法制度的禁锢下。这样，女性的自省意识委弃于宗法制度的铁蹄下是不难想象的。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中也包括对妇女前途的思考。他是男性中心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及其文化的消解者、颠覆者。在其严厉的批判锋芒和深邃洞察中有着对女性细化深刻的把握。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学以个性解放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封建伦理道德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女性独立地位的简历。要达到女性姐夫的彼岸实现男女平等，其捷径是通过讴歌女性的伟大以确立女性的独立人格。在这种客观要求下，五四文学通过对母爱的讴歌，以伟大的圣母神话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种女性书写是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可接受范围内有限度的张扬，仍然是在乞求男性的施舍。父权制对女性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各个方面做了全面的规范与禁戒，允许的和禁止的都异常清晰，女性在男权专制长期统治下不知不觉遵照男性意志形成了强烈的男性中心，失落了人格的完整性，身为奴隶却不知，只张扬男性社会肯定的“母性”，回避男性社会压抑的“妻性”，女性在这种男性话语下几乎出于失语状态。女性只有通过张扬“母性”才能肯定自己的性别存在，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女性失语的写照。

然而，五四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启蒙，并未让中国女性根本上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鲁迅不仅从一个特定视角论述了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沦为奴隶的历史，而且强调女性的为奴史包含了更悲惨的内容。奴隶性格不仅由社会地位造成，也会由奴隶地位培养出来。鲁迅在《我谈“堕民”》[1]中痛苦地说：“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万想不到的罢。”鲁迅目光犀利，提示了人性的异化。鲁迅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异化的形象，揭示女性异化的背后是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

封建礼教对人的异化

在人类历史上，继母权社会而来的父权社会，以愈趋激烈的竞争为机制，使男女两性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异化轨道”，但二者却有很大的不同，即“男人感到并承受着被物异化的力量”，女人却在“承受着被男人异化的力量。”[2]女性由此不可避免的沦为“完形奴隶”—从物质到精神、从生理到心理都被男性主宰着，遂使“靠男人”成为女性生存的普遍形态。同时，女性又在不由自主地将男尊女卑、女祸女贞、三从四德等本为封建的男权文化律令，内化为自身生存选择与文化选择。当女性有“被奴化”进入这种“自奴化”的阶段时也就“意味着女性创造权利的全面丧失，意味着女性存在的全面变异”。[3]这种作为“人”的异化，正是女性被“吃”的文化演示，在鲁迅小说中可以说得到了非常充分和深刻的艺术表现。

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构建的中心话语，就是揭露男权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其中“狂人”恰是深谙男权文化以赵贵翁、大哥及古久先生的簿子、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所喻征的奥秘“吃人”的叛逆者。但这只限于他“狂”的时候，正是在他出于被迫致狂的特定情境中，他才会游离男权中心话语，道出男权专制文化“吃人”的真相其中自然也包括着对女性的吞吃或异化。连“狂人”也疑心到由于掌握权力“管着家务”的“大哥”的操使，“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不仅如此，从“娘老子教的”、“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等“狂人”的恐怖体验中，也透露出女性已经严重异化的消息“娘老子”不仅自己早为男权传统文化所同化二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男权吃人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由“被奴”进至“自奴”更至“奴幼”，对下一代进行管教，使孩子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出自人母之口的“咬你几口”的家教话语，对“狂人”刺激十分强烈“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因之也最终从心底泛出一种挣扎着的声音—“救救孩子……”。显然，鲁迅不仅已经发现了“吃人”历史的一般性存在，而且发现了女性“被吃”、“被异化”，尤其是“自我奴化”与“奴化幼者”的悲剧存在。这正是“狂人”也是作者特别感到心寒、悲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说，《狂人日记》即是对整个男权“吃人”文化的艺术观照，也是对女性认同这种文化而导致自身异化的象征。这种艺术探索的意向在此后的一些小说中得到了连锁性的程度不同的呈示，特别是在《祝福》中，女性异化得到了整体与细部俱为逼真的揭露，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祥林嫂从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尚有人惦记的“女仆”与“玩物”，最终成为人们“看得厌倦了得玩物”和不愿提起的不详的“谬种”。她根本不曾有过真正的“人之觉醒”，更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女性意识”。她所有的挣扎与反抗，那并未逾出男权文化设置的魔圈。她从“夫家”出逃，但却继续走着奴隶的路，并且不可避免地堕入以男权专制为特征的油“四权”政、族、夫、神四权构成的“异化之网”。尽管小说文本中并未写出封建政权、夫权对祥林嫂的直接的现实迫害，但这二者却作为男权文化的主要方面仍然隐在地发挥着巨大的“统治”作用。没有“官”出现，但祥林嫂被抢却显然有一种政权在庇护着这种行为，丈夫未直接出场殴打辱骂蹂躏祥林嫂，但她总是“属于”丈夫而非“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定，便给“族权”、“神权”提供了直接逼害、恫吓她的充分理由。“四权”的男性“权威”的确是有机制、有目的、有力度的，它可以使祥林嫂们失去姓名权，劳动权甚至是乞丐权和死后的平安。更为可悲的是，祥林嫂是无法识破男权社会这种凶险而狡猾的权术的，反而在文化心理的深层，充斥着男权文化的积淀物，使她的“生之挣扎”也带上了“坐不稳”奴隶与贞妇的特征。事实上，伴随其“逃”（逃出夫家）—“撞”（恐惧再嫁）—“捐”（捐门槛赎“罪”）— “问”（询问死后之事）—“死”（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的“祝福”之际死去）的主要生命历程，鲁迅向读者展示的，显然不是祥林逐步觉醒的过程，而是其怎样彻底异化为“非人”的女性惨史。从主导倾向上看，我们可以视《祝福》为男性在“祝福”、女性在“受难”的极为成功的寓言，也可以视为女性异化而丧失“人权”的艺术象征。尽管《祝福》中的女性并不都像祥林嫂那样死去，但她们自身及其话语，都大抵仍是男权主义的符号。譬如鲁四太太虽不像鲁四老爷那样以“可恶”、 “谬种”等恶毒语言来贬毁祥林嫂，但她也实际认同了鲁四老爷们的文化原则，视祥林嫂为不洁的女人，在家里“最重大的事件”即祭祀上，坚定地执行着丈夫的指令，禁止祥林嫂去染指祭祀器物。作为鲁家高级奴隶，鲁四太太确乎成了男权文化的代码。再譬如卫老婆子与柳妈，都不可避免地罩在男权社会的大网里，行事说话，帮忙帮闲的味极重，对眼前正在发生的女性悲剧，只会从命运或迷信的角度去看待。而这命运与迷信的观念恰恰是男权文化中最“灵验”的东西—对制约女性、戕害女性来说，正是如此。于是，卫老婆子与柳妈的“善行”、 “善心”都变了质，而实际成了男权专制社会“吃人”的帮凶。

二、生存环境导致女性异化

在被封建礼教统治的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压迫，正常的人性被扭曲变形，失去自我；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下，她们除了被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所禁锢，受尽迫害，还要被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