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之比较(二)

加上他的性格中过于内向、过于审慎等弱点，以及势单力薄的处境，造成了他行动上的延宕。尽管他有行动的决心，而且不时地责备自己的拖延，督促自己的行动，哈姆莱特深信

“我们的结局早已经有一种冥冥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悲剧集》]最后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里有时代的限制，也有哈姆莱特本身的弱点。所以哈姆莱特的悲剧既有恶势力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也有其内在性格弱点的主观原因。

《堂吉诃德》这部小说的重要成就是它成功地塑造了堂吉诃德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耽于幻想，一切从主观出发。他把自己当作骑士，但是作者却给了他一些与游侠相反的特征。他与他的仆人始终在外面走，一直在行动中生活，但又与流浪汉不同。因此在他的头脑中，什么都变了形。作品中所选第8章所写的风车变成巨人的故事就是一个有名的笑话。本来是风车，堂吉诃德硬说是巨人，并不听劝告，横托着长枪飞马冲杀过去，“你们这伙没胆量的下流东西！不要跑！来跟你们厮杀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 杨绛译《堂吉诃德》第八章]结果被风车连人带马直扫出去，他滚翻在地，狼狈不堪。另外，他行为荒唐、卤莽，从来不知吸取失败的教训。他从不考虑对方是否强大，总是单枪匹马地蛮干，明明被风车摔打在地，非说是魔法师的诡计。把羊群当做敌军，把苦役犯当作受害的骑士，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闹出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他的行动不但与人无益，自己也挨打受苦。他最后一次到家后即卧床不起，临终才明白过来—— “我从前成天夜夜读那些骑士小说，读的神魂颠倒，现在觉得心里豁然开朗，明白清楚了。现在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不及再读些启发心灵的书来补救。”[ 杨绛译《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七十四章

参考文献

1、李正荣主讲：《外国文学史》讲义，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教育教学用书

2、刘建军作：《外国文学作品选》自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

3、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悲剧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4、杨绛译《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

]他立下遗嘱，唯一的继承人侄女如果嫁给骑士，就取消其继承权。

但是堂吉诃德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却是高尚的，是为了奉行一种崇高的原则。他立志要锄强扶弱，伸张正义，而且为此而奋不顾身，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攻打风车，为的是消灭地球上这种坏东西，他释放苦役犯，因为他坚信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残酷）；他主观上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舍生忘死地维护真理，但是，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过是骑士道一类脱离实际的，而且是早已过时的东西，结果，他只能到处碰壁，害人害己。在这一系列矛盾复杂的方方面面中，贯穿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尽管堂吉诃德具有善良的愿望和为之献身的勇气，最终只能成为主观愿望与冷酷现实碰撞的牺牲品。他既可笑又可悲，既可乐又可敬。在堂吉诃德身上，喜剧性和悲剧性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古往今来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

三、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

莎士比亚善于在内外两重矛盾冲突中，在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展示人物性格，塑造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斗争，构成剧中主人公所处的外部冲突；与此同时，他还进行着激烈的内心矛盾冲突。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在这过程中，他性格中的优点和弱点都在发生作用，而且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中，这样的内外两重的不断发展的矛盾冲突成为人物行动的根源，同时也是人物性格演变和剧中戏剧动作的推动力。为了更好地塑造哈姆莱特的形象，剧本充分发挥了独白和旁白的作用。每当剧情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关键时刻，剧本都安排独白或旁白来表现主人公的思想矛盾，表现他的思考，他的认识，他的自责，他的怀疑。在哈姆莱特中，这两种传统的戏剧手法成为展示人物内心冲突和性格演变的重要手段。

从《哈姆莱特》的冲突线索上看，莎士比亚安排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冲突线索。哈姆莱特报杀父之仇是主线，爱情线索和复仇线索相互纠缠。哈姆莱特认为母亲背叛父亲，对母亲在父亲死后马上改嫁叔父的行为深感痛苦。哈姆莱特在家庭突发悲剧后开始怀疑爱情，并对爱情冷嘲热讽。而奥菲利亚也遇到了来自家庭的阻力，在恋人哈姆莱特误杀波洛涅斯后，奥菲利亚发疯，最后死亡。这两层爱情关系纠缠在一起，使《哈姆莱特》显得非常丰富。不是单一线索，而是多重的线索纠缠在一起轰轰烈烈往前发展。

小说堂吉诃德在塑造堂吉诃德的形象时，用喜剧性的手法写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人物。首先，它把人物放在一个个不同的情景中，用讽刺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一再描写人物的荒唐行为，造成喜剧性的效果。小说中所写的一个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情节的进展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为了在重复之中，突出和加强喜剧效果。其次，小说又着重描写人物主观动机与它的客观后果之间的矛盾（或适得其反，或迂腐反常，或自讨苦吃），在喜剧性的情节中揭示其悲剧性的内涵。再次，小说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作品中，桑丘与堂吉诃德无论在外形，还是在形象的内涵上，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瘦一个胖，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重理想一个讲实际，一个耽于幻想一个冷静理智，一个讲究献身一个看重实利、、、、、、两两对比，相得益彰。这一构思也是塞万提斯的创造，它不仅有利于塑造人物，而且增添了小说的情趣，突出来作品的哲理意味。

总之，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