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在他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文中叙述宋江身上的“忠”和“义”，是从亡命落草到后来的招安这一阶段表现最为明显，斗争最为激烈。当宋江因怒杀阎婆惜逃走江湖、四处流浪，再到后来亡命清风寨时，宋江性格中的反抗思想和兄弟之义占了上风，只是这种状态不久即为宋太公的一封家书所扼杀。出于忠孝，宋江一再拒绝了晁盖等人邀其上山的建议，宁可沦为朝廷的囚徒，也不肯落草为寇与朝廷为敌！这种“孝”的内涵，骨子里是对封建王朝的“忠”，而这种思想上的“忠”与行动上的不忠矛盾地纠缠在一起。落草之后，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整饬山寨，训练队伍，亲率义军攻城掠地，打败官军，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生存。为了壮大自己，他又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将宋朝的统军将领呼延灼、关胜等“逼”上梁山。为了招纳卢俊义上山，一方面，宋江大展“义”举，使卢俊义感激非常，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题下反诗，断其归路。他一方面自称朝廷罪臣，辄称“小吏”，称自己不得已暂居水泊，另一方面，却又轰轰烈烈大造朝廷的反。无论宋江骨子里如何忠于朝廷，他的行动却把他置于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正因为如此，招安以后，四大奸臣始终对宋江心存芥蒂，他们怎么能容忍一个造过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称臣呢？另一方面，正当起义军取得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辉煌胜利之际，宋江的思想与行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童贯是个大奸臣，按前七十回的原则，梁山英雄一定会抓紧机会杀死童贯以谢天下，可这里的宋江却有意让童贯逃归，童贯手下的大将鄷美也被释放，甚至还求鄷美“望将军回朝，善言解救”。尤其荒唐的是，当梁山好汉将头号大敌高俅抓住后，宋江没有杀他，反而“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还要“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又是一再设宴，“肉山酒海”地招待，并且“大小头领，轮番把盏于殷勤相助”。对一个闻名天下的大奸臣如此低三下四，肉麻殷勤，这样的人与奸臣本人又有何异？置兄弟之义而不顾，只为自之落得个忠孝之名，这样的人又何有“义”字可言？别说曾与奸党殊死战斗的英雄不会如此，就是一个清高的封建士大夫也会对这样的奴才嗤之以鼻的。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他在官军不能消灭自己的情况下投降。可见，他是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当作了向朝廷投降的资本。招安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为统治者破了大辽，平了方腊，不是一次证明他的忠心吗？可惜这只是宋江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宋徽宗这个无道之君再糊涂，有一点却表现的非常清醒，那就是从未信任过宋江！宋江的悲剧其实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只不过他并不自觉，反以“义”为借口，让众多梁山兄弟成了“忠”的祭品。自己死之前还为李逵准备了毒酒，在这种情况下，李逵却说出了“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的豪言，而吴用、花荣却在宋江坟头自缢而死，更是让人动容，这是义举，但在我看来，这是“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愚昧，更是悲哀。造过朝廷的反，是为不忠；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为不智；让众兄弟因他而死，是为不义。而他偏偏以“忠义”相标榜！综上所述，对宋江忠义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忠义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与义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着，只不过在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而 忠对义的主导作用，又使得宋江一人充满悲剧色彩，而《水浒传》也在这种悲剧色彩中落下了帷幕。《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其中 “忠”与“义”的思想也是复杂的。文中所有的忠义、不忠不义

参考文献

1. 施耐庵 《水浒传》 1992年版

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1981年版

3. 袁沛霈  《中国文学史》   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