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词在两宋的审美接受(二)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尧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提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向每一时代的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③因此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是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接受是随着时代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苏词接受史的研究中，对于时代背景的梳理是必不可少 。

基于此，本文在全面把握苏轼词基本内容和风格特点的基础上，联系两宋的时代背景和词体在宋代的发展历史，运用相关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知识，通过研究苏轼词在两宋时期受到的不同评价，对苏轼词在两宋的审美接受做出阐述。

2 苏轼词的内容及风格概述

2.1 内容上突破花间藩篱，叙述士子心怀，伤时怀古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④词在当时社会仅仅是一种纯娱乐性质的文体，难豋大雅之堂。然而南唐后主李煜却将自身所经历的家仇国恨化入词作中，拓宽了词的内容和意境，取得很大的成就。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对西蜀词人的创作情景也做出了以下描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⑤这种创作环境下的作品，往往都是些男欢女爱。苏轼词却以其独有的创新性对词这一文学体裁做出了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在词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将“伶工之词”从一步步转化为了“士大夫之词”。

从苏轼创作词开始，便有意扩大词的表现内容，可谓是无所不写，题材上有游记、思郎、民俗、怀古、别情、悼亡、宴赏、民生、农村生活、哲理探讨、禅机参悦等，这些题材的选择已经与传统词作宴饮遣玩、男欢女爱有了很大差异。苏轼初期的词作就基本上已经改变了“艳科”的陈旧模式，将自己的情感更多的融入到了词作中，一改传统的男女情爱，更多的转化为了表现真性情。而悼亡、民生、农村生活等这些题材在至苏轼以前的词史上是不曾出现的，可谓是新天下耳目。同时苏轼词作中还大量的出现了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以身报国豪情的词，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亲射虎”、“射天狼”的壮士形象更是一改往日词作中的美女佳人、书香公子形象，将胸怀大志、意气风发的壮士引入词坛中。苏轼词创作的一个高峰则是开始转向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士大夫人格的超越。如《定风波·三月七日》，认为一切都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心境。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感慨“人生如梦”，这种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附注在了苏轼的生活中，同时更多的注入了他的词作中。

东坡词的整个发展历程都是在不断的扩大词体的表现范围，开拓词境，丰富词的情感内涵，以士大夫的生命精神灌注于词中，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将本是“小道”的“伶工之词”一步步上升成了“士大夫之词”。

2.2 格律上不愿拘于声律，豪放不受羁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