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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发展互相调和、相互适应的产物。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界的物质环境,也包括了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正是由于这样的知识,积累了前人在社会生产发展领域的经验,并使之成为一套社会自生的内在运作规律,然后以制度、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作为社会个体行为者,在掌握明确的智识(intellect)的同时,也受到这种知识的潜移默化,在行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种制度、风俗、习惯等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做出成功的预期;同样也以它们为标准来评价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及产生的结果。而这样的行为决定方式和评价标准又形成经验,启发或束缚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在这样的彼此影响中,使得社会进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所做出的选择,当然前提就是必须存在着一系列调整自发社会秩序参与者行为的规则,“这种行动的常规性并不是命令或强制的结果,甚至常常也不是有意识的遵循众所周知的规则的结果,而是牢固确立的习惯和传统所导致的结果” (Hayek,1960,p52,中译本,p24)。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经验的内化,使得社会秩序[3 哈耶克也用希腊语“cosmos”来表示”a grown order”或”endogenous order”:参见,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Rules and Order(Ⅰ),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p.35—37]3成为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产物,这种形成过程也是社会内部自发作用的过程。这就是一种经由“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和“赢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制度,即“自发秩序”。
在这样的自发过程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在逻辑上受制理性认识的本身,在实践上受限于实践的开展程度与认知工具的开发。随着实践的深入,经验在不断的更新和丰富,知识也在不断的创新,这必然促使这种“社会知识”也在不断的演化发展。在这动态的过程中,人的实践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人的经验也是如此,人的理性更是如此,这样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在新的实践中发展,人类文明就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进化”的。“这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此,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职能设计,……,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即它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Hayek,1960,pp56-67,中译本,p59)
二、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
在观察人类经济历史的演变中,诺斯假定交易是事先存在,因为只有在交易存在的情况下才存在交易费用的可能。诺斯将交换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个经济行为人之间的交换、没有第三方约束的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换和有着第三方约束的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换 (North,1973,中译本,p7)。并指出这三种形式在历史上是依次出现的,而在对交易费用降低上的作用也依次增大,因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交易实现风险和经济行为人个人主观的影响依次递减,所以实现经济中潜在利益的可能性在增大。这样从交易费用的分析角度出发,那么制度,作为一个组织行为的内部规范和一种社会游戏规则,在经济社会中,它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能起到第三方约束作用。这种约束无论是正式约束还是非正式约束,它提供的稳定的结构,在人们相互作用的情况下避免交易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及保证契约的有效实施。
由此,诺斯对“制度”的界定是:“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道德的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North,1973,中译本,p13)。他指出在现实的市场中,生产调整过程取决于信息费用,市场体系的越不发达,信息传播技术越原始调整时间越长。尽管,技术发展是建立在前人知识(即可以认为是intellect)积累上的,这些知识决定了发明的方向,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果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际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和竞争形势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和非激励机制,而且还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收入分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