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在抑郁症干预中的价值(一)

中华传统文化在抑郁症干预中的价值

[摘 要]抑郁症是一组以抑郁症状为主的情绪障碍，发病率较高，中国就医比例较低。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以儒释道三教为主流、以孝顺父母、仁爱万物为核心的文化精髓。因为中国社会文化的需要、西方文化嫁接不良为抑郁症留下的隐患和西方心理学理论本土化过程中面对的阻碍，将中华传统文化嫁接到抑郁症干预迫在眉睫。利用传统文化干预抑郁症可以从转变外部归因为内部归因、与父母建立联接、积德行善、正确认识付出和回报、学会爱人、面对自己、随喜功德、互助赞美、采取行动、中医治疗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 抑郁症 干预

一、抑郁症的相关研究

（一）抑郁症的内涵与外延

抑郁症是以抑郁为主要症状的一组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是一组以抑郁心境自我体验为中心的临床症状群或状态。[ 朱紫清等：《抑郁障碍的诊疗关键》，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相对于抑郁心情而言，抑郁症是较为持久、影响个人发展及社会实践的一组症候群，较轻微的被称为“心境障碍”，较为严重的会影响到求助者的社交活动甚至产生自杀行为。抑郁症主要的评价标准有9个方面，即：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精力减退或疲乏感；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性欲减退。[ 摘自CCMD－3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抑郁症的高发年龄段为45~54岁，女性多于男性，已婚人群多于未婚人群，离异人群高于已婚人群。[ 胡斌等：《江西省抑郁症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华精神科杂志》2003年11月]2012年10月，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推测全世界每年有5%的人患上抑郁症。

（二）现代抑郁症干预的方式

抑郁症最初的干预方法为心理学范畴的方法，即会谈法、认知治疗等，1988年氟西汀（百忧解）入市后以后超过5000万人使用，至今药物治疗仍然被认为是行之有效且可评估测量的方法，在欧美国家仍然把药物治疗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此也不排除安慰剂的效果），但显然药物治疗具有依赖性和复发性且较为昂贵。此外，在抑郁症的研究过程中也有很多新型的治疗方法，如电痉挛疗法、替代性疗法、女性荷尔蒙补充疗法HRT5（针对产后抑郁）、反射疗法等等。

（三）中国抑郁症

在中国，抑郁症还算是一个新词汇，但并不表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为少数。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为6.1%。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病病，但绝大多数患者因为医疗条件限制或认知的限制等原因并未接受正规治疗，就医比例低于十分之一。显然中国人对于精神方面的困惑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且中国的心理卫生事业还有待持续完善。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教为主流，“儒”指以孔夫子为代表，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经典的学派；“释”指以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文化为主的学派；“道”指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以《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为主要经典的学派。这三个主要教派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中作为主流思想互相影响与融合，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

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今儒学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学派。儒家思想以五伦、四维、八德、三纲五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孔子主张“仁爱”，认为仁爱是人性的根本；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治国应以“民为贵”，尊重人民；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即人的天性本善，荀子认为的恶是后天不加以修持就会向“恶”发展），提倡重礼法规范的教育。

道教作为中国大地上催生的本土宗教，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提倡“道法自然”，尊重众神——自然大地均有神明。道家崇尚“无为”（这种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主观上不以取得利益为目的，客观上却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道家认为“无”与“有”会相互转化，通过“修道”的过程，可以于无为中得一切“有”。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以三世轮回为主要的思想，提倡通过行善除恶、坐禅、苦修、诵佛号等方式来领悟人生世界的真相，认为“人人皆佛”，只要心定，摒除习气、修十善业，就能大彻大悟，亲现极乐世界。

儒释道三教的根本都出发于对父母的孝顺，对天地自然的敬仰，让人把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作为第一追求。认为人应该从根本上修养心性，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对父母孝顺，就能法自然之序，敬爱兄长、朋友，处理好夫妇关系。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孝顺和光耀门楣的一种责任感（这是儒学的思想，佛家的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和对自然的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会驱使人除恶行善，从而将对父母的依赖与爱转化为仁爱而为社会的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论是行善得善还是仁爱修仙、修善业得现极乐世界，三教都提倡以“爱”的态度来为别人奉献自己并从中得到收获，使得世界和平美好。

三、中华传统文化在抑郁症干预中应用的紧迫性

（一） 中国社会文化的需要

1、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认识已经让人们有了片面的归因。

在《南都周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样说道：“中国人的‘事事隐忍’、‘极尽周全’、‘表面和气’等等让西方人捉摸不透的功夫，是传统中华文化的内里精华。我们习惯启动否定的机制，抑郁感受一产生就压抑下去，强撑着自己没事儿的样子。‘在中国人性本善的文化中，善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所以要时时堤防暴露恶，掩饰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使得中国人更倾向于做表面文章，生活在非常沉重的枷锁中。’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王登峰表示。”[ 《你好，抑郁》，《南都周刊》2014年3月26日]很显然这已经把现今中国人的抑郁归罪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显然这样的归因对于抑郁症的干预于事无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盲目的跟从西方文化而并没有意识到西方文化是在其土地和文化历史上孕育出来的；五四运动后中国人对于本土的文化更是嗤之以鼻。有人认为“克己复礼”是牢笼和枷锁，认为“中庸”思想是让人被动无为，认为佛教是鬼神迷信，事实上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解，这也是对中国人自我的一种贬低。

事实上，为善的确能为人带来乐趣，现在人之所以觉得为善成为了桎梏，是因为人们从内心深处想做好事，又不好意思，好像做了好事显得自己很做作，显得自己不够现代化。“克己复礼”是指以礼仪约束自己，而事实上“礼”最初是各个岗位的行为规范，就像现在的《员工守则》之类，孔子认为恭敬的态度比繁复的礼法更为重要；《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要求人们做事适可而止，“无过之，无不及”，而并不是让人消极避世，自怨自艾；三纲五常的提出者范仲淹自己也是个直言敢谏的忠臣，常常冒死进谏，他并没有说“君为臣纲”臣就应该对君的错误也都言听计从；孔子崇尚仁义，并没有说犯错的人就应该受到严肃的刑罚；老子提倡“无为而治”，是指作为君王治理国家，应该从修养自身的德行开始，以榜样的力量推己及人而不是仅仅依靠刑罚和暴力来通知，相反，传统文化认为，当国家依靠刑罚来统治的时候国家就会很危险，这就像人有了病才去看医生一样，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佛教起初是一种形象化、拟人化的教育方式，让人恭敬、谦卑、自省，而至今只留其表象而未发扬其实质使得很多人认为佛教是“迷信”，如果烧香拜佛就能“有求必应”，佛陀为什么要苦行参修呢？显然这也是误解。

显然，把中国人普遍的抑郁归罪于传统文化，并不会让人们好过一点，反而显得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因为社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种思想本来就是一种逃避自身的思想，也会给社会形成一种负面的舆论氛围。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不认可和反对父母一样，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可，这从根本上让人缺乏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力量和归属感。如果我们每天在做的、在信仰的一切都不是对的，那社会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显然这种不确定性也为内心情绪的挣扎埋下了隐患。

2、西方文化的嫁接不良影响了中国的教育理念

人真实行为和情感的传递比言语的赘述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我们试想这样的情景，现在的中国社会，一家人聚餐，谁最先动筷子？大家都让谁多吃一点？试想，如果孩子小的时候学习“科学知识”，一家上下都以孩子为主，并告知孩子“你好好学习就行了”，孩子长大以后能想着为社会奉献自己，按照规矩办事，不要触犯规则，能尊老爱幼吗？小时候他最大，长大以后谁他都得尊重，小时候无法无天，长大以后处处碰壁，显然很难让人有一个健全和统一的人格，这就在孩子高考、走进大学和刚走上社会的时候为其角色的转换埋下了隐患。似乎走进每一个大学特别是知名的大学，都有自杀的阴影笼罩，人们总以为让孩子学习科学知识就是最好的，而现实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人们常常说“90后犯罪率逐年上升”可能一方面是90后慢慢的走上了社会舞台，另一方面90后内心的不自信与面对社会文化冲击的不确定性的恐慌也让他们容易陷入情绪的危机和容易受到社会负面氛围的影响，容易效法和跟从——很显然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嫁接失败的地方。90后应该是第一批作为时代的反映而验证这一“嫁接不良”的受害者，“逆反”在这一代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有极大的胆量挑战权威、挑战法律却并没有因此获得更高的幸福指数。西方思想的引入对60年代人的影响也影响着90后的父母的关系——他们身受传统礼教的教育，是骨子里的“中国人”却不让自己的孩子做这样的中国人，言教和身教在他们身上冲突，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更是空缺，为自身和为孩子患抑郁症都埋下了隐患。

（二） 西方心理学理论本土化过程中的阻碍

1、 信仰价值冲突

“西方人能接受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中国人不一定能接受。例如在咨客中心疗法中，医生对咨客提出的困难不加判断和指示，让咨客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来自我调整，不重视专家的作用，这在中国本病人里就不一定能行得通。他们会认为医生没有能耐或不负责任。又如在心理分析治疗中，向病人解释他无意识中有自罪感，有受惩罚的愿望，这显然和西方基督教“罪的文化”有联系，中国人就不一定能承认。对异性父母的情爱欲望未能满足和解决形成的俄狄浦斯症结是神经症的根源。在西方这一观点可以直接向病人解释，但在中国当前还不易为病人接受，如此等等。”[ 钟友斌：《认知领悟疗法》，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显然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学理论在中国需要从本质的信仰体系上去“本土化”才能真正适应中国人的需求。中国人喜欢和别人比，喜欢关注别人的事情，喜欢对别人说长道短，在意别人的评价都是对自己不自信和希望寻求认同的一种心理的趋势（在西方并非如此），这可能源于社会文化对于真正的“中国人”的不认可，也可能源于隐晦的俄狄浦斯症结。中国式的抑郁症很多都是起源于父母的不认可，个人对自己的认知达不到社会舆论（以非正式的舆论为主）的要求或是对未来可能面对的问题的不自信的恐慌等，而并非是“传统文化对人的要求”，传统文化对人的要求和标准是明确的，而抑郁症患者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在中国，抑郁更像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显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分析社会及个体的心理问题，必须从本土的文化根基上分析也必须由此着手。

2、社会意识的差异

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要么认为自己是病人，把自己和“正常”对立起来，要么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因为中国社会舆论会强化“病人”和“正常人”的差异，像欣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去评论那些“不正常”的人，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这区别于西方开放的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事情变得更糟。中国文化本身是兼容并包的，但是到了这一代却变成了试探、好奇、贬低别人以寻找自身的平衡。很显然，在中国当代的文化下，干预抑郁症不能太多的要求环境的支持和理解，中国人还并没有意识到心理是社会的反应，还并没有意识到早期儿童教育的价值（虽然传统文化中认为童蒙养正很重要），但是在传统文化实践和弘扬的团队中可以找到这样的氛围。

诚然，因为文化素质、经济发展等等的限制，中国大部分抑郁症患者还在心理和生理卫生医疗机构的门外，想让更广泛的人能从情绪的障碍中走出来，寻找一种能让人自救，能让人“顺其自然”就能好的方法是从根本上抑制社会普遍的抑郁情绪的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中华传统文化在抑郁症干预中的方法

（三）认知疗法

1、内部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