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中的佛道思想及其探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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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要我们细读，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中无处不有的佛道气。作家已不刻意追求和抒发自己对佛理道理的理解，转而写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神秘现象，这也正应了作家的一句话：“佛不在西天和经卷里，佛不在深山寺庙里，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最后，我们有必要探索作家作品中佛道思想的来源和这些佛道思想转化的原因，这也正是我们研究贾平凹的目的所在。
就其佛道思想产生的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作家生活的商州地域文化特质。商州即今天的商洛地区。在陕西省的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中，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间的秦岭南麓。这是一个过度交叉性地带，因为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是南北两大自然形态的过度区，其气候、物象、川流都是呈过度性状态，秦岭还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野。这就注定了商州有趣的现象：商州与黄河比邻，离西安仅130公里，但纵贯商州的丹江却南入汉水，属长江流域。从人文方面看，商州沟通中国古代两大文化体系：中原楚文化和西部秦文化，从而形成两种文化的交叉。商州有秦文化因子，但相比楚风更烈。这种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古老文化，自然形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商州民间有较浓的巫文化意识，而其奇妙的景观又演化出众多神异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贾平凹自己也说“原来我老家商洛山区秦楚交界处，巫术、魔法民间多的是，小时候就听、看过这些东西，来到西安后，到处碰到这样的奇人异事，而且我自己也爱这些。”久远的历史传说和古老的民俗民风，使贾平凹走上文坛不久便将笔触及到这些近乎宗教与迷信之间的神秘文化描写上。
其次是作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对佛理的主动探求学习。贾平凹性格内向，不善交往，“凡是人多的地方，我向来伏低伏小，极不愿应酬，也不会应酬”。所以他将所有的时间用来学习和思考，“于是，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往往成为他的一种补偿性活动。”而正是这种修养使他学得了从古典文化中领悟到每部作品的独特感受。贾平凹自己也说：“一部《聊斋》使我了解了我对女性有一种天生的通感，明白了我能搞创作。读《红楼梦》也是这样。我能想象出曹和蒲的生活态度和心性。”正是作家接受了这种艺术的思维方式，才使那些如《庄子》的哲学，神秘象征，佛教禅宗，鳞次栉比得进入了作家的心理图式，形成了融合与交叉，使其作品充满了佛道气。与此同时，贾平凹还读了不少佛书，同禅师交往，向禅师学禅，并随时将这些感受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作家不仅将佛道思想应用到创作中去，而且也用禅语揭示出自己对小说创作的观点。
再次是作家的农民经历。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贾平凹在进入西安求学以前的19年都是在商州农村度过的，其中有五年真正的农民经历，所以作家始终认为自己是农民。正是这些经历，使贾平凹在思想上很容易接受农民对于奥妙大自然的敬畏感和对自身命运的唯心看法，早在他还在商州农村时，他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一度陷入唯心主义，认为自己在农村做庄稼是“命苦”“天生造就”我只能沉默，沉默……”即使在以后他接受了高等教育也仍然对这些神秘现象很感兴趣，贾平凹本人也说“我就爱关注这些神秘异常现象，还经常自己跑出去看，西安这地方传统文化影响深，神秘现象和怪人怪事特别多，这也是一种文化在传统文学中有不少这类现象存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大，特别是1992年进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人们以往那种政治情结弱化，而经济利益的意识则在加强，社会的转型更多是受民众直接利益愿望和感性欲望的趋势，缺少社会理性引导，出现了国民精神和心态的种种不良倾向和误区。而这些变化给作家带来的是严重的失落感和苦闷感，使作家持有一种恐惧心理。作家自己曾经说过：“人是有本命年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本命年里莫不是恐慌惧怕，同样，天地运动也有它的周期性，过去的世纪之末景象如何，我不能知道，但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频繁的战争、骚乱、饥荒、瘟疫、旱涝、地震、恶性事件和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人类都焦躁着。”这些可以说是作家佛道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以上的大环境下，作家的生存状况和个人际遇的变化，使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就在作家的这次得病期间，他也请了许多道士方士居士作法禳治过，这些无疑对作家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作家到了四十不惑之年后“马上就能接触到死亡，这就不是说你读了哲学书，而是现实环境中让你感觉死亡无处不在，比如你的亲戚、朋友有死亡早逝的。灾难事故频发，这些现象不断向你发出信号：死亡的脚步就来了。”这些变故，使作家把一切都看破了，一经看透，他“自信是一个坚强的男人，我也开始相信了命运，总觉得我的人生剧本早被谁人之手写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时候，有笑声在什么地方轻轻的响起。《道德经》再不被认作是消极的世界观，《易经》也不是故弄玄虚的东西，世事的变幻一步步看透，静气就附体而生，无所羡慕了，已不理宠辱动心”。
作家正是用了一双冷静的双眼和佛道的思想来看待和分析这个纷争的世界。从而在他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改变了以前的写法，给故事安排了一个个悲剧的结局。作家创造各种具有神秘色彩和佛道意味的玄虚意象或朦胧境界，是以寄托在现实中无以依附的灵魂，在那里他才能消解焦虑浮躁，复归于心灵的平和宁静。如果我们将这些佛道思想作为作家心理的探视窗口，看出的就不仅仅是作家那颗焦躁不安的心灵和心无所依的苦闷。
参考文献：
1、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223页
2、张怀承:《无我与涅磐──佛家伦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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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赖大仁:《魂归何处──贾平凹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21页
10、张英：《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贾平凹访问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42-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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