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蒙小说变形扭曲的现代神话之本质(一)

试论王蒙小说变形扭曲的现代神话之本质
〔摘  要〕当文坛极力推崇王蒙小说所表述的那种忠诚的精神、豁达的人生态度时,本文力图从另一角度透视王蒙小说别样的精神内涵:小说以“王蒙式的忠诚”传承着儒家至道—不愠不怒,无怨无悔,苦中作乐,忠贞不二。他的对荒谬、灾难的命运的默认,妥协无疑是对人的精神的扭曲,是传统文化的社会心理积淀,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忠恕”到沉重而酸涩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王蒙　小说　精神内涵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之一，也是文学构成的重要因素。实力派作家王蒙的小说在一般人看来，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之典范。他早先发表的《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到八十年代之后的《春之声》、《杂色》、《蝴蝶》等等，人们多作如是理解。可是，倘我们静下心来细细观之，尤以二十一世纪“人性”的新眼光来审视，便不难发现隐藏在王蒙小说之中的诸多非现实主义因素——那简直就是一篇又一篇的展现扭曲变形人性的现代主义神话！
 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忠贞不二、宽容大度、达观待世等诸多民族传统性格特质固然使人对王蒙小说精神内涵肃然起敬，急效之而犹不及；但我们同时也会发现，在这些所谓的“光环”、“名节”之类的名词背后，深埋着的，是人性对于荒谬、灾难的命运的默认、妥协，是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扭曲，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消极一面的社会心理积淀，是历史的荒诞不经在我们种族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投影。
 一、忠贞不二作为政治品格无可挑剔，但作为人类文化精神则不啻是一种悲剧，即苦中作乐并非真正的忠恕之道。
 人们习惯上认为，王蒙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不亚于当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在此二作中，鲁迅先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疾声呼号；而纵观王蒙的诸多小说，尤其是新时期作为“反思文学”的先声，正体现着“救救国家”、“救救干部”、“救救社会”的作家良知——那种从先祖那里继承而来的“忠恕”之道，即反思社会弊端、热忱呼唤人性的回归。
 诚然，我们先祖中会有儒家之所谓“忠恕”之道——即“历尽沧桑九死而不悔”，作为一个人抑或一个民族的政治品格，它是无可挑剔的。王蒙的小说继承了这一点，并且试图将其纳入人类文化精神的范畴予以昭示和诠释：忠恕就是忠贞不二。这犹如古书所云，“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基于此，我们在审视王蒙小说时，往往就会发现，其主人公无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如何尖锐，面对理想粉碎跌入失乐园时内心如何苦痛和绝望，却仍然对自己心中的那份信仰虔诚不已。如《布礼》中钟亦诚：“很有可能我们的爱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也有麻木，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带有虚惘，我们的崇拜埋下了被遗弃的种子，然而我们还有信任、忠诚、爱戴和热情。”即便面对整治他的人，他亦作了真诚的赔礼：“这是历史造成的，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如果当时我是书记，也会这样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相信这罹难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后迫不及待的表白，纵然粉身碎骨也甘之若饴的典型表现，完全符合儒家的“忠恕”之道：苦中作乐，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这不是偶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力求理性把握生活规律，即使面对历史的偶然亦是如此——但历史的这“偶然”，对于个人而言，尤其对于钟亦诚这样的弱势群体而言，总不能再见得是偶然吧！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又怎能算得上是偶然呢？——理智地模仿祖先、模仿前人是人类固有的传统，尤其是我们民族的固有传统，王蒙也毫无例外地走着这条路。因为，作为个人，他可以有自己的意志、目的；但作为艺术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是更高意义上的人，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具有人类无意识心理并使之具体化的人，所以有时候艺术家必须舍弃个人的幸福和一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去表达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
 王蒙的小说表达了这种投影。在他的笔下，人们无一例外地像钟亦诚一样，用一生中宝贵至极的“二十年”的沉重的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对于信仰、追求、理想的忠诚。我们试问，这值得吗？不言而自明。这不能不让我们心酸胆寒：在这些貌似神明的“道”的面前，人的价值哪里去了？人性的真谛难道就是这些？我们就不痛心、不悲哀吗？所以，我们说，王蒙小说中那种苦中作乐与忠恕之道因果相依，酸涩沉重地包容着一种无形力量对于人的精神的扭曲，透射出浓重的历史悲剧意识。我们不妨将痛苦作为以毒攻毒的良方，那我们就只能习惯于生活强加给我们的更大痛苦。因此，扶这种跌倒了爬起来向后看的人起来，我们手也真酸，心也真酸，正如鲁迅先生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用心良苦。他最终展示给我们的，只能是一幕幕屈从于历史，默认于命运的人性的悲剧！那些健康美好的人性，一个个地被撕裂、被扭曲、被支离，王蒙小说中悲剧的美，尤为主人公们这种惨烈的壮美，无遗地展示了出来！
 二、对历史谬误的宽容大度，实质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合理性”承认，亦即对人的主体精神丧失的承认。
 人人都说王蒙小说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度，那就是对历史谬误的宽容。其实，放在历史纵深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这种宽容是人类精神世界对外界和自身缺失、罪过的妥协与谅解，只能说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合理性”承认。对于王蒙来说，“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该哭的哭够了，该恨的恨过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讲废厄泼赖、讲宽容。”似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左右了王蒙。但作为读者，作为“局外人”，我们要用不同时空的眼光来审查，这种宽容无异于是对他本身所谓“忠诚”的极大嘲讽！若要真正保持忠贞，就应直面人生，以“直道事人”，为真理，为大义而舍身拼搏，如张志新、如闻一多、如鲁迅，这才是真正的九死不悔，才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美德。王蒙虽然干预了生活，却并非真正地介入了生活，以“避人不避世”的态度对待世事人生，有人说这仅是写作方法中的“藏锋”、“守拙”，是无可奈何的理解与包涵；但我们认为，这是冷漠、是排斥，是冷漠与排斥式的沟通与审视，表现了他自身在对人生的敏感和慨叹中的“自我的丧失”！
 明人郑板桥有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糊涂尤难，难得糊涂！”细视王蒙及其小说，不正是这种“难得糊涂”的具体体现吗？聪明是清醒，糊涂是睿智，中间包含着的，却是王蒙的警觉。作为他，刚走出生活的最底层，身上还带着历史的伤痛，往事如烟，又怎么一下子散得开去呢？尽管对社会生活的弊端有极强的敏感力，但人总是要长大的，要变成熟的，“四十六岁的作者比二十一岁的作者复杂得多了”。他不再感情用事，不再凭直觉来评判是非。因为他以为，那样是幼稚的、天真的。“当一个人用幼稚天真评价处理严峻的现实问题时，幼稚天真就是罪过。”作家主体意识中的情感因素让位于理智并逐渐完善。从早年的《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到复出后的《杂色》、《蝴蝶》，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变化。讲实际、讲理智，难道就可以不要求宇宙完美无缺？既然我们承认我们称之为反常和病态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承认现实中存在古难全的阴晴圆缺之交替，那又为什么不为之寻找更具“合理性”的理由呢？于是，我们看到了打着“存在就是合理的”的哲学大旗，王蒙对自己态度的告白——对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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