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第四折是蛇足吗(一)

《窦娥冤》第四折是蛇足吗
 
 本文从主题、人物、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关汉卿安排窦娥冤第四折的原因，文章认为这样安排使主题更深化，人物形象更丰满，结构更完整，从而突出了关汉卿的创作风格。
   《窦娥冤》第一折、第二折作者通过揭示众多人物戏剧性的矛盾，描绘了元代社会的几个侧面，从荒地的谋财害命到生药店里的秘密交易，从一个畸型家庭中的阴谋到太守的判决，有力地反映出受迫害的人民群众与封建的支柱和帮凶——官史、恶棍之间尖锐的矛盾，并向观众发出强烈的呼声，正是封建官府、黑暗社会把一个与世无争的无辜的妇女推向断头台，从而激起人民对官府的愤恨。接着关汉卿在第三折不仅使窦娥的反抗精神支配天地，而且提升到感天动地的高度，为此他根据古代传说运用积极浪漫主义手法，集中地表现窦娥的悲愤和反抗所产生的超越自然的力量：临刑前她发出三桩誓愿：血染白练、六月飞雪、三年不雨。她死之后，“三愿”陆续得到应验。这不公烘托出窦娥的反抗性格，也鲜明地反映人民群众仇恨黑暗的统治，变革现实的时代精神，剧戏发展到此，许多人认为《窦娥冤》已经完整，于是有第四折是蛇足之说。那么《窦娥冤》第四折是蛇足吗？
   《窦娥冤》第四折，由窦娥的鬼魂出现向父亲肃政廉访史窦天章申诉冤情，使她的冤屈得到昭雪，贪官和恶徒受到惩罚。用现在的戏剧眼光来看，既然三桩誓愿都已应验，窦娥那种至死还要抗争的性格光辉便足以炫耀百代。当悲风为窦娥回旋，大雪为其纷飞时，观众或饱含热泪或紧握拳头，这时悲剧便达到高潮，戏剧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样，第四折戏似乎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关汉卿却安排了第四折戏。是由于杂剧体制严格限制要求第四折一楔子而敷衍凑数的吗？不是，元人杂剧中，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有五折，己佚的张时起的《秋千记》有六折，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为五本二十一折，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为六本二十四折，而且关汉卿本人也有《五侯宴》的剧本五折。以上例子足以证明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并不是不可以打破的。那么，关汉卿安排《窦娥冤》第四折戏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我们从结构上来分析作者这样安排的原因。
 第一，《窦娥冤》第四折是第三折浪漫主义气氛的自然延展。
 剧本在第三折的高潮处己成功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如果在第三折以后，没有一折戏来作为结尾，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就多少有点失去光泽，第三折那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戏剧高潮也就失去映照，孤伶伶地站不稳。因此，戏剧最后安排第四折戏由“魂旦”作为主角上场结束全剧，如神龙现尾，把第三折的浪漫主义气氛作了延展。关汉卿是现实伟大的戏剧家，他不能让窦娥带着沉重的枷锁悄无声息地死在桃杌太守的屠刀之下，他依据自己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独具匠心地安排了法场这一折戏，喷发出对封建统治者的满腔怒火，对压迫者的满腔同情，从而把全剧推向感天动地的高潮，，为此作者非常成功地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如果留意的话解放后无论地方戏曲还是歌剧，在改编此戏时对第四折都一仍其旧，就知道杂剧《窦娥冤》的这一结尾，几乎是必然的。
 第二，《窦娥冤》第四折戏的安排解开了窦天章这一人物的悬念。
 关汉卿安排第四折戏是经过精心构思的，可以说他写楔子时己考虑到结局的处理了。在楔子中作者简单地介绍了窦秀才的籍贯、身份、家庭情况以及留下端云的原由等，便上朝应举去了。俗话说“将相出寒门”，正由于条件艰苦，才可能一举中第，为后面以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出现作准备。在第一、二、三折都未提到窦天章的踪迹，只在楔子中提到，作者留下这条伏线为他在第四折戏的重新出场作准备。在第四折，窦天章以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出现，“自离了我那端云孩儿，可蚤十六年光景”一句，就和楔子联系起来了，让观众明白这窦天章的来由，也为窦娥昭雪作准备，所以关汉卿安排第四折戏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前后照应。
第三、我国传统戏曲大量的悲剧恰恰是以喜剧方式告终，即所谓“大团圆”的结局，而《窦娥冤》描写了窦娥悲惨的一生，是典型的中国悲剧
 我国悲剧往往在大悲之后，还有一点安慰性的小喜。所以我国悲剧的情感结构形式，大致可以这样表示：
 喜——悲——大悲——小喜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杂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第一次高度评价了这一悲剧在我国戏剧史和世界戏剧史上的光辉地位。吕天成《曲品》：“元有《窦娥冤》剧最苦。”苦，是悲剧的永久回味。而按西方的传统，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是决定悲剧类型的主要标志，于是就认为中国无真正的悲剧可言。我认为戏曲悲剧的性质通常取决于戏的高潮性质，而不是像西方悲剧那样取决于结局。《窦娥冤》它集人生种种不幸于窦娥一身，赚得古往今来多少人的眼泪。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窦娥，可以说是灾祸源源不断，接踵而至，剧中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气氛和情绪。特别是在高潮部分第三折中这种悲剧气氛更突出，窦娥痛骂天地鬼神，那种奔泻的感情激流，无疑是一曲用血泪谱写的愤怒悲歌，而窦娥的沉冤终得昭雪是靠窦娥的鬼魂来到做了官的父亲窦天章案前诉冤，终于惩治了那帮坏蛋，恶人一一被发落，这也是悲剧的升华。
 虽然恶者受到了惩处，但善者的生命却己无可挽回。所以无论团圆、胜利或惩恶，并不能改变整个戏的悲剧实质或悲剧的既成事实；而悲剧的喜剧结局带来的快感更是观众道德情感和审美心理上的满足及慰藉。因而这种快感并不会强于全剧的悲剧性痛感；同时，在悲剧里，主人公往往是作出极大的牺牲或痛苦或死亡才换得这种结果。所以，这使悲剧的喜剧结局本身就具有哲理、崇高和严肃的成份。
第四，《窦娥冤》第四折是表现剧作家对悲剧人物、悲剧事件的主观态度和主观评价的特殊形式，它表达了剧作家的理想和愿望
 这一点从作者关汉卿生活的时代背景便可以看出来。关汉卿生活于金末元初，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之时，蒙古人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一向依附和效命于封建统治阶级以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其地位也急剧下降，和汉人、南人一样，沦为元蒙统治者的奴隶。元蒙统治者又推行毁灭文化的政策，视知识分子为赘疣，他们不仅在元初的八十年中废止了科举，继绝了知识分子的出仕之路，而且大搞愚民政策，打击压制读书人。
 在此重压之下，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种宣泄愤懑不平的渠道，迫切需要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和安慰。于是，知识分子只好“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把不能用于科举的精力，转而用于戏曲创作中去。而戏曲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也正适宜于指桑骂槐，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于是许多知识分子进入勾栏瓦舍，成为书会才人。关汉卿就是玉京书会里的领袖人物。
 他身处下层，时刻关注现实民生，小民们的苦难，权豪势要的罪恶，吏治的腐败，无不牵动着他的心。正因为他怀抱辅国安民的热望却苦于不能实现，才把惩恶扬善的理想和对人民深深的爱凝聚在他塑造的诸多戏剧人物形象身上。《窦娥冤》第四折戏中安排窦天章这样一个清官来为窦娥平反冤狱，寄托了作者期待恢复科举考试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清官，实行清明政治的政治理想。关汉卿安排窦天章以女儿抵债的巨大牺牲去参加科举考试，可以看出他在肯定科考。因为正是走科举考试之路，窦天章这一介寒儒才成为皇帝重用的肃政廉访使，又正是这个重要职务，窦天章才有可能为窦娥平反昭雪。在作品里关汉卿借窦娥的鬼魂之口，对窦天章表达愿望。“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全剧最末两句“今日个将文卷重行改正方显的王家法不使民冤”，这实际上是关汉卿对经由科举考试产生的清官寄予的愿望。
第五，《窦娥冤》第四折戏中所谓的“清官”形象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道出了吏治腐败，突出了元朝社会的黑暗
 关汉卿身处社会底层，这使他饱经风霜，谙于世故，特别是在与倡优人物结合过程中，被压迫者的是非、爱憎、勇敢、智慧，都给他以深刻的教育和陶冶，因而锤练出一副关氏所独具的桀骜不驯而天然机趣的刚柔相济的战斗风格。所以，关汉卿被同时代人称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对此，他在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离经叛道、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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