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游记》的思想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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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部作品都有它的个性特征。《西游记》是以广阔地反映、揭露、批判现实（常为悲剧）为其内容特征，还是以正面树英雄、写成功的人生之路（常为喜剧、正剧）为其特征？我认为是后者。《西游记》是理想英雄孙悟空的传奇，作品写了他从出世（第一回）到成正果（一百回）的全过程。即《西游记》以写人生为重点，不是以批判社会为重点。当然，理想英雄的人生并非在真空中度过，即使是神话英雄，其大闹天宫^造**史、其西行建功立业史，无不是人间社会的折光。但这些是从属于英雄史的，它是使作品得以成功的地方，却并非重点所在。研究《西游记》的思想与主题不能离开《西游记》的个性特征，不能脱离《西游记》的内容实际。
 孙悟空有什么样的人生？这又取决于他为什么样的事业而奋斗。一部《西游记》，中心事件是取经，取经是孙悟空的主要事业。因此，取经的意义是研究《西游记》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研究《西游记》思想不能舍此而求它。从《西游记》全部内容来看，通常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至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到大闹天宫及失败，是序幕；第二部分（八至十二回）主要是交代取经的缘由，承上而启下；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为取经经过，是主体。要弄明白取经是什么样的事业、其主旨是什么，得先从第二部分“取经的缘由”入手进行研究。“取经缘由”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如来说法：如来先逐一分析了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的形势，从而提出“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的主张。“三藏”乃“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用以解决“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口舌凶场，是非恶海”，达到“劝化众生”，去恶扬善，建立一种“不贪不杀”，“敬天礼地，心爽气平”，“人人固寿”的人间乐土。如来提出的大目标，也就是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口号。如来说法，乃是点明取经的主旨所在。
 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这两个情节是因果关系。“斩龙”是为了引出“入冥”；“入冥”是要让唐太宗在阴司看到自己的“罪孽”：首先是先主李渊、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来揪打索命。尽管唐太宗是英主，但他亲手射杀兄长太子建成、亲自指挥尉迟敬德射杀弟弟元吉、逼父让国的事，在人情上是难以通过的。《西游记》的作者毫不客气地把它提出来了。接着是整个枉死城都来讨命。判官的话是对帝王的警告：“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享得太平之庆。”作者用曲笔批判了现实之后，提出了一个情节要求：唐太宗需要“度鬼”。暗示了一个政治要求：清明政治——“度人”。
  “如来说法”反映上界的如来预见到了度众生的需要；“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反映了下界的唐王又有“度鬼”、“度人”的急切需求。于是取经事业，也就应运而生。    观音访僧：找到取经的和尚唐僧，一路收下三徒一马，事先安排好一支取经队伍以后，观音对唐僧讲：“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意即小乘佛法只能使自己本身超脱，不能度别人，它没有超度众生的目的和能力，应予否定。而大乘佛法的三藏真经能度鬼出地狱，能度人脱离苦海，它有普渡众生的目标和能力，应为此而奋斗。观音对唐太宗也重申了这一观点：“你那法师（唐僧）讲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这是继如来说法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了取经的意义。
 取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业？为什么值得这师徒四人外加龙马不辞万死地以毕生的精力为之奋斗？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取经不以“小我”的脱苦（小乘教义）为宗旨，而是以“大我”的“普渡众生”（大乘教义）为宗旨的事业。提倡只有“众生”脱苦，“小我”（孙悟空、唐僧等个人）才得以脱苦成佛。通过如来、观音这两位取经发起人的反复交代与说明，贬了小乘教义，褒了大乘教义，以取大乘教的“法三藏”为取经的唯一目标。实际上是否定了为“小我”的利益奋斗的事业，肯定了为“大我”利益奋斗的事业。取经，实际上是在佛教“普渡众生”口号中寄寓了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取经，是为这一社会理想奋斗的事业的象征，是崇高而伟大的事业的象征。这就是《西游记》第二部分所要交代明白的问题，在全书中具有枢纽意义。
 弄清了第二部分取经的宗旨以后，再来看《西游记》第一部分（一至七回）与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的关系如何？回答是：这两部分正是以“取经——普渡众生”与否为分界线，表现了人物性格、思想内容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部分为孙悟空在花果山时期。他过着“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拘束”的生活。这个猴子王国是代表自由、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似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但更富有进取精神，更充满朝气。孙悟空从“学爬学走”到“跳树攀枝，采花觅果”，有一个活泼的童年。稍长后为猴属找到了水帘洞福地，自己却离乡背井不惜远涉重洋寻师学道练本领。学成以后，与死神斗，“自勾死籍”；与天宫斗，“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为的是保卫花果山的利益，反抗死神的威胁和天宫的武装干涉。大闹天宫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歌颂了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战斗的反抗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揭露批判了从天宫到地府的统治者的昏庸和无能。它为全部作品定下了战斗的、英雄主义的基调。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花果山时期孙悟空的事业，是为自己、为自己生活的花果山和自己周围“人们”的利益而战，这是正义的，其战斗也是异常光辉的，但毕竟是小范围的、局部性的。他的头脑中还没有“众生”的观念，没有“普天下”的观念，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目标。
 无独有偶，唐僧亦然。取经前唐僧的历史是一部个人复仇史，或江流儿家族恩仇记。
 我们不妨从上述人物经历来对照观音所反复提到的宗教教义。早期佛教小乘教派与后起的大乘教派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小乘（小车）只求“自我解脱”，大乘（大车，能运载许多人）不但能“自我解脱”，更重要的是“救度一切众生”。此时猴王孙悟空的事业是花果山自身事业的创造、保卫和失败；唐僧是个人家族复仇事业的完成。他们的行为和事业，正好符合小乘教义。孙悟空还没有皈依，唐僧虽已皈依，但在长安水陆道场上演说的正是小乘教义。这也就是《西游记》一至七回中理想英雄孙悟空和取经的中坚人物唐僧共同的思想境界。大闹天宫写得很成功，但不是作品的目标，作品还要以八十八回的篇幅大规模地写下去，还要升向高度——以大乘教义“普渡众生”为宗旨的取经事业。
 《西游记》的第三部分，写西行取经的过程。这时的孙悟空已皈依佛教——皈依传播大乘教义的如来与观音；唐僧已决定取经——放弃原来信奉的小乘教义而去西天取大乘教的三藏真经。取经的过程，是使鬼“度亡脱苦”；为人“度难”“脱苦”；对妖，也不是斩尽杀绝，而是以救度为主，使其大部分改邪归正。取经的实践体现了“普渡众生”的宗旨。《西游记》只有到取经，才完成了人物性格：从为“小我”到为“大我”；也只有到取经，才完成了高阶段的思想内容，提出了一个人生哲理：一旦确定为“众生”度难脱苦的崇高目标后，就以此为终身事业，以万死不辞的精神、战无不胜的能力和魄力为之奋斗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通过西行取经所揭示的人生道路的内容是丰富而具体的，至少提出了这样三方面的问题：
 1.表现理想英雄自身素质的完善与成长。
 完成从为“小我”到为“大我”的转化，不是靠观音劝化如来说教就能解决的，需要在取经实践中不断完善。八十一难就体现了对人物素质的考验与锻炼。就是孙悟空，对取经也不是一开始就有高度的自觉，当他因打死了“不该死罪”的强徒而受责时，就“心头火发”走了。后来虽然回来，但到时候“心上还怀不善”，“望唐僧就欲下手”，这是戴上金箍前后的基本思想。戴金箍有强制性，“那行者才死心塌地，抖擞精神，……奔西而进”，后来成为完成取经事业的主要人物、坚定者。“四圣试禅心”是对八戒的以色欲、贪欲为核心的私欲进行惩罚和改造。八戒的私欲最重，他对取经事业的坚定性最差，他的改造时间最长。“尸魔三戏唐三藏”时，唐僧之所以上当受骗，甚至造成取经队伍自身的分裂，都与八戒的心术不正、唐僧的迂腐、沙僧的明哲保身有关。人物自身的私欲或与私欲有关的缺点总是给事业带来失误或失败；要为“大我”的事业献身，就要不断克服为“小我”的私欲；要完成崇高的事业，就必须克服自身不够崇高的地方。这是《西游记》写人物事业上的成功之路所提供的一条人生哲理。在这一点上，八戒最具有典型意义。
 遏制和改造人物的私欲，是为了完成人物性格的升华。不仅孙悟空，整个取经队伍最后都完成了这一点。不论西梁女国的“一国之富”、乌鸡国的“王位”之尊、多次的女色诱惑、木仙庵的闲适与安逸，……都未能使他们停下西行的脚步；刀山火海、洪水猛兽，……几乎历尽了世上所能有的各种艰难困苦，经历了无数次死神的威胁，他们始终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顽强精神如孙悟空所说：“就是东洋大海也荡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个透”；其坚强决心如唐僧所说，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为了完成事业，人物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表现了高度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性格。这种事业心、奋斗精神，正是《西游记》中以众生为核心的最为闪光的思想之一。明清人评论《西游记》时提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及“明心正德”、“自治”等观点，虽未能有真正合理的解释，但在研究的思路上还是有可取之处。
 除了思想素质上的要求之外，《西游记》还提出了大智大勇、本领高强等才华方面的要求。光有信念没有本领是完成不了事业的。唐僧虽然意志坚强，但没有神通法力，他不能成为取经的真正主角，必须由本领高强的孙悟空来当主角。大闹天宫时极力渲染孙悟空的武艺高强，但大智不足，失败于对手的暗算。取经过程则更多地表现他的智慧。在大闹天宫时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发挥作用则在取经途中。他善于识破敌人的一切伪装，不论妖魔变成美女、老人、孩童、花草树木，甚至变成他们所追求的西天雷音寺，都难逃他的火眼金睛。他善于动员、调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让公鸡昂日星和母鸡毗兰婆去降伏蝎子精和蜈蚣精——一物克一物；他调查对手的根底，驱使上界的仙佛亲自出马收降逃往下界作恶的下属——知己知彼，克敌制胜；他“人情大”，交游广，天上的神仙、海中的龙王、阴司的鬼官都可以呼之即为他所用；他有种种对付敌人的斗争策略，包括钻进对方的肚子里去等等。总之，从大闹天宫到西行取经，孙悟空从大勇到大智，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无敌英雄，性格得到完善。《西游记》使人们对高强的技艺和智慧充满无限的向往和敬佩之情。看完《西游记》，最令人羡慕的大概是孙悟空的本领，这也许是由于作品自始至终强调了这一点和作者对英雄人物的才华充满无限敬仰之情的缘故。
 2.表现理想英雄光辉的社会实践。
 《西游记》“普渡众生”的宗旨在西行中的实践主要表现为“除恶”与“利民”两个方面。
  “除恶”，是西行取经的基本课题，孙悟空以降魔除恶为其主要属性。他嫉恶如仇，除妖务尽。而《西游记》中的除恶，又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妖魔邪恶，有的是自然界困难与险阻的化身，更多的是人类社会恶势力的再现，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许多还是明代社会的折光。红孩儿怪的剥削与勒索，把山神土地搞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要“烧火顶门”、“提铃喝号”，服劳役；连红孩儿手下的小妖也向山神土地“讨甚么常例钱”，“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这与明代的社会世态是何等相似。车迟国虎力、鹿力、羊力、大仙取宠信于国王的描写，一些道士被封“真人”、“真君”的称号，都与明世宗崇道相似。搜捕和尚做苦工时，“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又何尝不是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写照！对“铁面无私”、“公正”的ｙáｎ＠⑴王殿，也写了崔判官为唐王加寿的徇情枉法；神圣的西天有送“人事”的贿赂制度，并为如来所认可；上界的神与佛有的默许亲随下属在下界作恶。这都是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现实反映。上古时代神话中的英雄生活在简单的，主要是与自然斗争的环境中，他们的英雄业绩常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西游记》不是上古时代的神话，而是封建社会晚期的神话，它的理想英雄生活在复杂的人的社会世界里，其英雄业绩更多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对改造社会的理想。
  “除恶”与“利民”是因果关系。“除恶”为了“利民”，是前提；“利民”是“除恶”的目的，是取经宗旨的体现——“普渡众生”。与红孩儿斗，为了“拯救山上生灵”；车迟国，“为人间报不平事”；陈家庄，仗义救人，降妖除害；火焰山，灭火使万物萌生；祭赛国，是受苦众僧梦中盼望的救星，是现实中救苦救难“有恩有义的老爷”；隐雾山打死豹精南山大王救出樵夫使与老母团圆；凤仙郡为民求雨；百脚山为民铲除蜈蚣精；比丘国救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生命；……种种“除恶”、“利民”的生动写照，构成了八十一难的基本内容。《西游记》中理想英雄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英雄传奇，它不提倡那种为个人的功名业绩，也不是写在一国中安邦定国利民的英雄传记，而是行万里路，安无数邦，正许多国，除各地之害，利各国之民，是超越一国之界，具有大同世界社会理想的英雄传奇。《西游记》没有国界，因为它着眼于“众生”，宗旨是“普渡众生”。我们再将《西游记》这第三部分人物的经历来对照第二部分中观音所反复提到的宗教教义，显然，这里的一切完全符合大乘教义。人物的所作所为既非唐僧家族中的恩仇，亦与花果山的利益无直接关系。与第一部分大闹天宫时相比，人物的斗争目标、作品的思想境界，都升向了新的高度。
 3.表现理想英雄的成功。
 《西游记》在事业成功、个人成佛的两美境地结束全文。人物历尽艰辛，到了西天，取了真经，他们自己也都成了正果：唐僧成为南无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成为南无斗战胜佛，八戒成为南无净坛使者菩萨，沙僧成为南无八宝金身罗汉菩萨，白马成为南无八部天龙广力菩萨。《西游记》所揭示的一个人生哲理，简单说来就是如此：毕生为“众生”的事业奋斗，完成这样的事业，个人也就达到了“至善”的精神境界，他就永垂不朽——成佛了。《西游记》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个做人的道理，一条人生的道路，一种人生哲学，这就是作品的主题所在。人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不论是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读书的，……人人都有自己的“西天之路”，但愿人们象《西游记》中的理想英雄那样，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为“众生”的基础上，百折不挠，完成事业，达到“至善”，这就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所在。即使缺乏孙悟空那样的大智大勇，而象“芸芸众生”式的沙僧、本事不大的唐僧、有严重缺点的八戒，他们虽然在完成事业中当不了主角，但也都能完成事业，达到“至善”。可见，“西天之路”也并非高不可攀，这也是《西游记》给人们的鼓舞与启迪。总之，《西游记》告诉人们：人生应有怎样的事业与目标，怎样去为完成事业而奋斗，怎样走一条成功之路。所以说，《西游记》是写人生的，以纵向的写人生道路为特征，不是横向地以广阔地反映与批判现实为重点。 
 下面谈谈对几个有关问题的看法。
 1、《西游记》不存在两个互不相关的主题，而是主题与思想内容都是一贯到底的。就全书的内容来看：第一部分（一至七回）以大闹天宫为主要内容，提出了为自身、为花果山的利益而斗争，是“虽败犹荣”的，但目标、性质，是为“小我”；第二部分（八至十二回）交代取经缘由，阐明取经的象征意义，提出了新目标——为“普渡众生”的事业奋斗，其目标、性质，是为“大我”；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写西行取经全过程，写为“普渡众生”而奋斗的实践及成功。可见全书层层递进，一脉贯通。第一、第三两大部分不是互不相关或互相对立的，第二部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败笔。我们再将小说《西游记》与元以前的《取经诗话》对比一下：《取经诗话》已经有了完整的取经过程，本已具备了完整的结构和情节，而小说作者之所以还要加上闹天宫、江流儿故事、如来说法、魏征斩龙、太宗入冥等几个故事，一起捏合起来，其目的是很清楚的：他要美化取经，要写出取经的意义，要让取经的意义高于闹天宫的境界，让人物有一个从为“小我”到为“众生”的发展过程。这也符合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成长的道路和规律：常常先是为自我、为家乡而战斗，后来再进而为“全民”（众生）的事业而奋斗。所以《西游记》这样写人物也是顺应自然的事。作品在写了大闹天宫的篇章以后还向更高的境界升华，更上一层楼，这只能说明作者有思想和艺术的魄力。就象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写《窦娥冤》一样，在窦娥处斩的高峰上，居然能再递进一层，写出三个无头愿来。文学史上艺术大师的这种艺术境界的不断升华，只能使人惊叹不已而没有进行指责的理由。
 2、关于孙悟空。主题、思想、内容是一贯的，主人公孙悟空当然也不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不过还是要说明几点。
 关于孙悟空是否投降的问题。孙悟空是“投降”了，更准确地说，是皈依了。第八回他请“大慈悲（观音）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观音没有指点他去深山老林面壁修行以达到个人成仙佛的“门路”，而是指点他走向世界，历尽艰辛，做无数好事，除无数妖邪，为度众生脱苦而后自己成佛的“门路”。这说明观音大士是位颇有水平的导师，她让孙悟空的思想境界更高，从事的事业更伟大，人生道路更宽广。从这点来看，孙悟空的“投降”不是倒退而是前进。
 如果一定要追究孙悟空前后不一，多少有点“变节”之嫌的话，那么不妨追查一下他的信仰派别和归属问题。他最早拜的老师是须菩提，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他的七十二变等等本领都是从须菩提那里学来的；后来皈依的是观音，师父是唐僧，都是佛门系统；他闹了天宫被佛制伏又被佛释放；取经是佛教的事业；最后也是成为斗战胜佛。他始终是佛的系统。他主要是与“道”有矛盾：一生下来，“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的是玉帝；后来闹的天宫，也是“道”的系统，他可没有闹过“佛”的西天；以后的归属也始终不是“道”。所以，从信仰的教派来看，孙悟空并不存在前后不一的“变节”问题。
 孙悟空确实在大闹天宫时说过，“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话，但这不是孙悟空真正的人生目标和政治纲领。他不但没有真的做成皇帝，而且也没有花主要精力去争夺帝位。他是以毕业的精力致力于他的事业——取经。作者无心把他塑造成一个英主，而是把他写成一个英雄。他自己不是皇帝，于是他总得在皇帝的治下干事业，这符合明代人的思想。《西游记》中的皇帝或级别同皇帝的有三位：一是唐王，作品对他稍有批判但主要是肯定，从来不造他的反，取经对他有利、为他所需，并以为他治下的“众生”服务为主要目标。二是玉皇，他昏庸，也残暴，早年的孙悟空造了他的反，但后来他也支持取经事业，孙悟空也与他合作，当然并不俯首称臣，开始打他个落花流水，后来亦不失为有理有节。三是如来，取经事业的发起人，西天极乐世界的教主，也可算是个贤王的形象。贤王也不一切都好，西天有“人事”，“娘舅”是妖怪，部下的亲属为非作歹的不少。这也是很现实的。孙悟空主要在他的“领导”下干事业，对他的缺点也直言不讳。作品写英雄人物在贤王的治下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这符合封建时代人们的思想。作者笔下的理想英雄确似绿林好汉出身，这也只是说明真正的英雄来自草莽。但这位英雄的真正事业不在^造**胜利而在象征“普渡众生”的取经事业的成功。《西游记》不是《水浒传》，没有倾注太多的热情和篇幅去写革命的^造**精神，而是笔酣墨饱地以大量篇幅去写事业的崇高性和很强的事业心。《西游记》与《水浒传》都是伟大的作品，但各有自身的特点与个性，他们的主题并不相同。
 3.关于神魔问题。
  玉帝轻贤，不会用人，还武装干涉花果山的自由天地，孙悟空造他的反具有正义性。不过玉帝也并不坏到底，如来不让孙悟空打倒他，他后来也成为取经事业的支持者。让玉帝后来做好事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孙悟空和他还不断有斗争，但后来斗争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合作。合作的前提是玉帝自己的改变。就是妖魔，作恶或阻碍取经时，是敌对关系，一旦制伏以后，也都诱导其改邪归正，并用其所长。对玉帝不是一反到底，对妖魔也不是一概打死。好人不是都好，如来也有缺点；坏的也不是个个永远都坏，改了就可以肯定。观音常劝孙悟空棍下留情，她的政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西游记》写人物是发展的、变化的、多面的。认为神魔一概是正面人物或一概是反面人物的绝对分析方法难以吻合《西游记》中复杂的人物描写。
 此外，关于《西游记》的思想，还要作一点补充说明。《西游记》确有三教合一的”思想，但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思想。如对佛教，用其“普渡众生”的口号，以阐明取经的宗旨和武装人物的思想；对道教，用其“法力”、“仙术”来表现卓越超凡的才华与能力，强化斗争，夸张与渲染事业的艰巨与伟大；对儒家，用其入世的、有所作为的人生态度，以表现为实现理想和事业的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但是《西游记》不是证道书：佛以“空门寂灭”为目标，道以“采炼全真，希图不死”为目的，主张出世，主张无为，“惟知独善一身，以视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关”。《西游记》力写“奋斗”，决非“无为”；力主除妖、利民，决非独善一己之身而置“斯世斯民”之事于不顾。就是“普渡众生”的口号，作者在运用时也是有分寸的。取经事业的真正光辉处，主要在于取经者们一路上对这一宗旨的实践，而不在“三藏真经”本身有什么法力或功德。“经”，还是一纸空文，西天也有“人事”，取到真经以后也没有发挥“普渡众生”的作用，作品没有对经加以美化。清人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说得好：“《西游》取真经，即取《西游》之真经，非《西游》外别有真经可取。是不过借如来传经，以传《西游》耳。”可见《西游记》利用了宗教的口号及教义，却并非在进行宗教宣传。至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学而优则仕”等社会思想与人生道路，与《西游记》的大闹天宫、轻富贵入禅门等格格不入，《西游记》反映的思想不是儒家的概念所能概括。它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作者如此活跃的思想，当与明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哲学上王学左派的思想解放潮流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