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 滥用行政执法权，把行政执法权当做搞特殊化、谋取私利的工具， 贪污受贿 、失职渎职， 不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行政执法权， 有法不依、 违法不纠、 执法不严、徇私枉法。

 其三 ，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全局观念差，本位主义明显，不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下级与上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甚至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或小集团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和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利。

（二） 其四， 行政执法方式简单粗暴，不注重长效机制建设和动态 执法，使群众对行政执法机关非常反感，进而严重影响政府 的形象。行政执 法道德失范的原因很多， 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种

    “冲突”

    人治传统和法治观念之间的冲突。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 的国家，传统行政具有较强的人治色彩，强调命令与服从。法治观念的匮乏和人治传统的根深蒂固，使得相当部分行政执法人员缺乏法律信仰，轻视法律 ， 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没有完全树立依法办事 的观念 ，凭经验、凭个人感情，凭上级领导意志进行行政执 法的习惯没有改变 ，这是行政执法道德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人格和法律人格之间的冲突。从理论上讲，行政执法人员最明显的人格就是法律人格， 他们必须是法律的模范践行者； 但是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行政执法人员更多地是以权力拥有者的面 目出现， 在行政执法人员身上 ， 权力人格表 现得更为明显。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违法行政执法的低成本和高收益 ，一些行政执法人员为了捞取个人政绩、博得上级赏识进而谋得个人职位之升迁 ，不惜违法执法， 高扬权力人格 ， 践踏法律人格， 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 。如果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换取 的是行政执法人员的获奖升职而不是受罚罢免 ， 那么践踏法律、 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之类的违法行政执法现象只会增多而不是减少。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角色冲突。 亚当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 《国富论》 中提出了经济人假设 ， 将利己视为人类活 动的唯一动机 。 在此之前 的1759年 ， 亚当 ·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人假设 ， 将情感互通视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纯理性的角度分析， 这两种假设都是成立的， 并且可以在个体人 身上得到统一， 具体表现为 “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共同追求， 两者作为互动 、互利的因素， 推动着个体人的理性行为”。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公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都会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观念造成极大冲击， 一些行政执法人员过分重视经济人角色而忽视道德人角色， 这就导致其难免会利用手中的行政执法权力去换取各种物质利益 ，这种现象被称为“权力寻租”。

   社会人与执法者之间的身份冲突。 行政执法人员首先是社会人， 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 同时，行政执法人员又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社会人， 其承担着大量的行政执法事务， 担负着一定的行政执法责任。 因此， 在具体行政执法事务中，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秉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科学处理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冲突。 我国是一个非常看重人情的国家 ， 一旦遇到涉法事宜，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 走后门，社 说情风气盛行。 在具体行政执法事务中， 一些行政执法人 员不能正确摆正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 为亲戚 、朋友、 同学谋利造福之事时有所见。

（二）行政执法中公共道德失范的危害

  行政执法道德失范，会对政府公信力及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对行政执 法诚信体系的破坏： 行政执法诚信体系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执法系统的 自律实现的， 实现这种自律的手段便是道德， 只有行政执法人员秉承高尚道德行使行政执 法权时， 才能够建立起 诚信体系， 并获得公众信任。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于1989年颁布以后， 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行政程 序法和行政救 济法 ，为建构行政执法诚信体系起 到了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更意味着我国已经初步建 立起行政执 法诚信体系。但是 ， 行政 执法诚信体系是需要日常的行政执法行为来维护的，一 旦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道德失范行为泛滥， 诚信体系的制度建构就会遭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