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三)

三、蒲松龄同《聊斋志异》当中书生形象的联系

（一）笔下不同书生形象展现了社会现实

蒲松龄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本身就是一个落魄书生，几十年亲历科考，但最终未果，他对科场种种内幕有彻底的了解，科场失意的切肤之痛，他深有体会，科考对士子的腐蚀毒害，他更是所知甚深，加上他“雅爱搜神”的兴趣及敏锐的洞察力，使得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多视角、多篇幅的对封建科举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王子安》则是这方面的一篇佳作。作品以夸张和讽刺的手法，通过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描绘了一个“困于场尽”而功名巡劳。利禄熏心的王子安，在酒醉之后，被狐戏弄，进而不分冷酷的现实和醉后的痴想，生动刻画了一个醉心科举者的可笑、可悯、可鄙的情态。另外，作者还塑造了《苗生》中迂腐不堪的秀才；《司文郎》中少负才名的未生，以此来控诉科举制度对科考士子的毒害。在《促织》中，作者写主人公成名之前“操童子业，久不售。”之后却因一只奇异的促织，而一举成名，这对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一个巧妙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因为它通过成名入邑库的事实，表明科举考试中有的士子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在《郭庄》中，当一个县令昏腹地判决案件后，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等明决，旨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更是对科场选士的尖锐而辛辣的批判。借助这样的书生举步维艰、有才难申的情况，将自己的内心情绪抒发出来。比如在《席方平》这篇当中，蒲松龄在挥笔写下席方平为父伸冤的时候，将其刻画得艰难无比，并且还一度使得席方平陷入了绝望之地。这里蒲松龄以犀利的文笔，仿佛匕首一般的尖锐直指当时的吏政，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力量。

而作为读书人的蒲松龄，也一辈子都在追求同广大书生一致的目标，这种文人心理驱使他在对于书生形象的刻画上更加深入。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艰苦和磨难，使得蒲松龄本人直接的体会到了当时的封建社会之下，书生们的辛酸和不易，于是促使他能够更加深刻而又明了地洞悉到了社会的黑暗一面。

（二）对科举制度既爱又恨的双重心态

蒲松龄家族中，自其祖父蒲世光起，蒲家世世代代读书应举，力图在仕途上有所成就。这样的家境使得蒲松龄深受感染，有强烈的功名心。这也使得他和其他读书人一样，赞同科举制度，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结果屡试不第，直到72岁才只是一个贡生。多次的科考经历使得蒲松龄对这科考中的舞弊等现象有了透彻了解。作者借《聊斋志异》中的人、事、将其反映出来，表达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和批判，反映当时文人的一种既恨又爱的社会心态。

蒲松龄一生可谓穷困潦倒。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诸生间”，受到主考施闰章大力称赞。此次考试的成功无疑增强了他对科考的信心，他希望凭自己的才华继续青云直上，施展他的人生抱负。他的家亦是对他给予了厚望，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一步求取功名的道路。然而，“时数限人，文章憎命”（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命运却一次又一次将他抛于功名薄之外。据史料记载，蒲松龄自三试第一后，连续四次参加举人考试，全部落榜。但是他似乎很不甘心，之后三年一次的乡试，他考了十多次，但仍是屡考不第。到48岁时，他觉得自己考试的文章写的还不错，但命运又一次从他头顶飞过，他由于写的太快，“越幅”了，那也就是意味着他已经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并要被张榜公布，他在自己所做之词中也写到当时考试完后的心情：“得意疾飞，回头大错，此况如何，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吓呆了。

他在科举路上拼搏到50岁之后，他的妻子也劝他放弃，他也觉得他的妻子说的有道理，但之后仍参加过考试，仍然失败了。蒲松龄19岁成为秀才，到72岁，成为贡生，奋斗了52年，仍是一个一年朝廷只给四两银子的贡生。但是当时他只能求这么一条出路，这条使他这样的穷书生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这也是他50多年辛酸科考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聊斋志异》我们不难看出，蒲松龄对科举制度只是批判而不是反对。他是八股科举制度的拥护者之一，这从《聊斋志异》的卷首第一篇《考城隍》的开宗明义即可得知。他拥护这一考试方式，认为“无论鸟吏鳖官，皆考之。”（《于去恶》）；同时他也拥护这类考试的内容：《颜氏》篇中，顺天某生善尺牍，而八股“裁能成幅”，蒲松龄称其“见者不知其有无也。”他也认为八股是选拔人才的正确途径。在《新郑讼》篇的“异史氏曰”中，他就以实际的例子堂而皇之地驳斥了对八股选才持怀疑态度的人，声称“谁谓文章无经济哉”。他所痛心疾首的只是八股科考中的不公正现象，使得“英雄失志，而陋劣幸进。”使得像他这样的有才之人名落孙山。《叶生》中的主人公叶生就是这种心态的的典型说明，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文人存在的普遍心理。

（三）蒲松龄的人生欲求和补偿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补偿手段，作家的创作就是去寻找作为满足其内在欲求的代替物。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命穷厄困顿的生活遭遇人用于心灵，导致内心的激荡不平和心理的失衡起了巨大的痛苦。由此人们渴望一种补偿或泄导的涂径，以某种需要的满足来降低。缓解甚至消除这种失衡或痛苦。《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和创作的故事正体现作者的这种补偿心态。

科举考试是文人士子作为踏入仕途的欲求。成败决定着每一个文人士子的前途和命运，得之则荣、失之则辱。这种巨大的反差往往给文人士子带来难以抑制的情绪激荡或终生无法平复的心灵创痕。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称《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可见《聊斋》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以及创作的重要心态就是作者内心的苦闷民不平，这种苦闷与不平固然是出于其道义良心而对社会不公、人间不平、世风日下、史治腐败等现象的极度愤慨，更重要的还是由其仕途失意与不甘心失意，追求功名而不得造成的。

然而，蒲松龄一辈子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非常痛苦；就因为他没严格按照八股文的要求来写文章。考官只是拿着那种刻板的、腐朽的、绳捆索绑的八股文来审视蒲松龄的文章，致使蒲松龄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秀才。一生的辛酸，社会地位的低下，生活的窘迫和坎坷，使他饱尝了人间冷暖。出于对自己的欲求的补偿，他把自己的苦难和向往写入了《聊斋志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各种各样书生，，借助书生所遇到的那些花狐、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而产生的奇幻故事，来传达内心的苦闷，并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和补偿。

（四）蒲松龄对书生形象的寄托

    《聊斋志异》中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塑造了书生形象，每个书生形象的刻画都是蒲松龄内心深处寄托，是他对百态人生的一种洞察和思考。每个书生形象，每个故事都各具特色。每个书生形象都是蒲松龄精心加工来寄托自己不同时期，不同际遇的心境。蒲松龄塑造了一批重情义的书生，这类书生很有骨气，为人正直善良，怀着济世救民的美好愿望，蒲松龄通过这类书生折射出自己真善美的一面。而有一些消极的书生，虽然他们没有做出危害他人的事情，但是这类书生形象大多胆小怕事，怯懦自私，不敢与强势力抗争，丧失了男性应有的勇气和责任感。就如《武孝廉》中石某得官职后露出了真面目，不单喜新厌旧，还忘恩负义，在得知狐妇的身份后要杀死狐妇。蒲松龄清醒认识到读书一旦入仕就变恶的社会现实，本该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知识分子正开始走向腐朽和衰落。这也是蒲松龄在科考路上徘徊很久后发出的感叹，是蒲松龄对官场的黑暗和腐朽的封建制度的不平。这些书生形象，在科举题材里，他们无论是面对科举的黑暗还是坎坷，书生们都表现出对科举的执着，在爱情题材里，书生们都是很受欢迎的形象，他能得到心灵的满足。蒲松龄通过笔下的书生形象自述了自己复杂的人生阅历，揭示了人性的善恶美丑，其实这些书生形象无不流露着封建社会大背景对蒲松龄这类文人的深刻影响，更是折射出蒲松龄人格的内在矛盾，寄托了作者抑郁苦闷的情怀和录求自我价值的肯定。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①第30页，②第78页，③第110页，④第352页

[2]马瑞芳.谈狐说鬼第一书——《跟马瑞芳读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梁锦丽.《聊斋志异》书生形象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

[4][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