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意象及其意义(二)

3、比较研究，讨论一些外国作家如何影响了余华的创作；俞利军把余华与川端康成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余华的作品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很大。文章指出：余华是当代大陆有影响的年轻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尤其是初期的创作,深受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影响.余华与川端康成这两位东方作家有着类似的童年经历,他们的创作道路也十分相似,两位作家对病态美的执著追求,以及他们极端个性化的叙事艺术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9]；傅修海却从余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主题叙写来比较[10]。

[6].庞守英. 寻找先锋与传统的结合部——余华长篇小说的叙事学价值[J]. 当代文坛, 2003(5):76-78.

[7].张晓峰. 出走与重构——论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家的转型及其意义[J]. 文学评论, 2002(5):103-110.

[8].刘保昌, 杨正喜. 先锋的转向与转向的先锋——论余华小说兼及先锋小说的文化选择[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4):112-116.

[9].俞利军. 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2001(1):97-104.

[10].傅修海.站在苦难追寻的岔口——余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主题叙写之比较[J].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5(1):61-63.

三、 余华小说人物意象论

本文想通过对余华八十年代以后的小说作品里的人物意象的分析归纳，对余华的文学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从而更好的了解现代文学。中国80年代中后期以后先锋小说中的人物，比起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人物的象征意义更为突出，但是在个性特征上相对弱化，内心世界相对模糊，人物造型和行为上的变形、夸张更为突出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变化，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关于以典型性为核心的人物形象(或性格)理论，已经很难对这样的人物做出有效解读。鉴于此种文学人物创作上的不同，本文试图以余华作品中的人物意象为理论切入点，引入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理论，建构一个新的阐释模式，以此对余华小说人物进行系统的分析。

意象是比形象更具审美意义也更能说明文学本质特征的一个概念。中国传统的意象论更多局限于讨论诗歌问题，小说人物通常不被当作意象来看待，实际上，小说人物是一种更为特殊、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学意象。本文分析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意象，分为三个方面来分析：符号化；类型化；真实性。

1、 符号化：

在传统的小说中，人物活灵活现，作者们醉心于人物的外貌、动作的描述，使人物意象在读者头脑中清晰可见。这些先锋派的作品消解了传统的人物形象，在他们的讲述中，个人被话语分解为一个不断错位的角色，一个不断改变本质的身份不明的语言怪物，不管是叙述人还是被叙述人，总是卷入强烈的表达欲望面异化为语言碎片，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现实、甚至没有名字。而这时期的余华，也正在阅读卡夫卡的作品，他这样说：“我记得那个冬天的晚上我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部作品给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就是自由对一个作家是多么重要。[11]小说里面有一匹马，那匹马太奇妙了，卡夫卡完全不顾叙述上逻辑的要求，他想让那匹马出现，它就出现，他不想让那匹马出现，那匹马就浸了。这使余华的创作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与转变。他对作品中的人物，不再遵循人物的思想与逻辑，他想怎么说，作品中的人物就怎么说，人物没有独立性，成为作者的传声筒。此时，他的出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对这种创作思想与创作手法的第一次尝试。在这篇小说里，已无法看到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所谓的人物性格也变得模糊，还是通过一些叙事场景来表达作品的主题意蕴，文章里的“我”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作者想真正表达的是个人成长中所接受的价值观与现实的生存观之间的矛盾乃至尖锐的对抗，从而消解与颠覆了正常的伦理道德观，也使作品中“我”十八岁的成人仪式具有了荒诞性。这之后的作品，余华对作品中的人物意象更加淡化，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带有符号化的特征，只是符合主体自身的情感需求和理性建构的需要，是为突出作家对某些存在景象的表达而设置的事件的执行者，人物自身的形象是不丰满不突出的，人物意象趋向于符号型了。例如，在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人物没有姓名，作者用2、3、4、6、7等阿拉伯数字或诸如“灰衣女人”、“算命先生”等来称呼人物，人物的行动飘忽不定，似乎只是意识欲望在流动。还有《往事与刑罚》中的“陌生人”、“刑罚专家”等也都没有具体的名字和具体的性格，陌生人的“速回”不过是因为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他与刑罚专家的交往也只是与几种独特的刑罚有关。余华在个时期也就是他的第二时期的作品中人物意象的展现具有先锋小说形象塑造的特点：没有所谓的性格展现，也不着意于外貌的描述；再现性的意象构造已不是主要的表达方式，非再现性的意象成为构筑作品的主体；人物诉诸视觉的形相外貌变得十分模糊，人物内心的意识、情感、意念等心理因素不假外求地投影于读者的视觉之中。其人物没有饱满复杂的性格，没有个性化的语言，姓名、身份也只是区分人物的标志而已。因而，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叙述者的道具，改换成其他人物也是可行的。余华的这种人物意象的营构方法——只用一个语词作为人物的符号，用来表现蕴含在作品中的深层哲理；余华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将人物当作一个符号来使用，它有人的具体外形，却没有具体的性格，人物的行动也飘渺不定，不用遵循惯有的逻辑，只需表达作者的理性思考。余华在80年代的几乎全部的创作，也是对于“荒诞感”十分夸张变形的艺术表达，小说中的人物被抽去智性、人性的内核，变成一个个欲望的符号和载体，人物存在的社会语境模糊不清，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被抹掉，剩下的只是叙述人随意操纵、放置的叙述关系。而小说中的事件则一个个怪诞离奇，它们是在偶然时间发生的偶然事件，并且最终都指向“难逃劫数”，它们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对峙和不相容纳，令人感到无可奈何，无所适从。这是余华的不寻常处，他始终关注着人的悲剧性处境，关注着人与世界这一对最基本矛盾，正是因为此，余华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为荒诞而荒诞的劣品，甚至可以说，他的作品用表层的“无意义”实现最深层的“意义”用非理性的表现形态实现强大的理性精神。虽然这时期他的有些作品故事情节还比较完整，比如《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我们能够明白其中所讲述的故事，但是其中的人物意象，还是显得比较抽象，缺乏生命应有的丰满和鲜活。但是到九十年代之后，作者不再成为叙述上的侵略者，“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12]余华的这种善变的创作思想，也使得他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世界异彩纷呈，因而，作品中人物意象的丰富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1].[2].[3].[4].[5].[6].[7].[8].[9].[10].[11].余华．说话[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78

[12].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36

2、 类型化

在众多带有符号意味的人物形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余华小说人物的另一特点——类型化倾向。也就是说，余华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深受自身经历、审美情趣的制约和影响，同一类型人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多篇小说中，读者阅读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识别与归类。总的说来，余华小说的人物大致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一是狂人形象。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里，各种令人瞠目的残忍与阴暗的狂人形象频频出现。诸如《四月三日事件》里神经兮兮的迫害幻想病患者，《河边的错误》中盲目伤人的疯子以及精神失常的许亮，等等。更有极致的人物，如《一九八六年》中那个自虐成性的中学历史老师，不断在自己身上真实地实施着中国古代的各种酷刑，用通红的铁块烙伤自己的面颊，拿生锈的钢锯锯自己的鼻子和腿，甚至搬石头砸自己的生殖器官，并陶醉于自己血腥而疯狂的杀戮中。不过，虽然同为“狂人”，启蒙主义者鲁迅笔下的“狂人”具有引领启发整个时代，肩负唤醒愚昧民众的责任，基本属于人道主义观念中“讲人道、爱人类”的人。而余华笔下的“狂人”，则与时代处于紧张、对立状态而又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是历史的寓言化书写和人类的末世图映现。

二是受难的父亲形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余华笔下开始指涉多位单纯、质朴、善良的父亲。福贵、许三观这些父亲形象一改其以往小说人物的阴暗邪恶，在苦难的大地上承载起救赎生命重难的责任。其中，宋凡平（《兄弟》）是余华所塑造的堪称完美的受难父亲形象。他正直阳刚、热爱生活又风趣幽默，而且绝不向生活的苦难退缩低头，正如陶青低声对李兰所说的：“宋凡平，了不起。”他用自己的肩膀撑起生活的困境，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

三是傻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