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意象及其意义(三)

在世界文学中，傻子形象是一类独特而意味深长的人物，傻子形象一直贯穿于作者的两个创作阶段。《十八岁出门远行》被认为是余华先锋创作的开端。作品讲述一位天真懵懂的少年，怀抱着对未来的幻想出门远行，结果在一场暴力与欺诈事件中，被人无端地打得伤痕累累。作品一开始就指出了在荒谬的世界里，孤独无助的漂泊少年必然承受这种傻子式命运。此外，《我胆小如鼠》里孤立无援的杨高，战栗于欺软怕硬的人群中；《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来发受尽了人世的欺凌；《为什么没有音乐》中老实巴交的马儿，在从朋友处借来的录像带中看见的是妻子与朋友通奸，等等。这些天真善良的傻子，无不流浪在一个个他们难以理解的世界里。这些傻子形象以一种绝望的守望姿态，表达出作家在现实探索中的矛盾心理。余华一方面以近乎神性的单纯，彻底地揭示了丑恶人性的荒诞无望，同时又凝聚了作家对善良本真人性的渴望。

余华体味到“作家要表达与之相处的现实，他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东西总在身边，而美好的东西却总在天涯。”[13]故而，对于余华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倾向这一特点，归根究底，源于其与现实既紧张又缓和的微妙关系。历史和现实给作者带来了无法抗拒的迷茫。余华不是不愿意以传统方式书写现实与历史，而是在那样的现实与历史情境中，他找不到恰当的表现方式，也把握不住那种现实。于是，他借助“非常态”的人物形象，来割裂与现实的关系，从而表达出他对于压抑人性的世界的愤怒，同样也完成了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的颠覆与消解。

而随着写作经历和创作观念的不断变化，余华慢慢认识到现实生活的不可回避和其强大的生命力，再次面对敌对的现实时，余华内心的愤怒逐渐平息，他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和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14]可以说，与现实关系的缓和，促成余华将笔触深入到民间广阔的空间，让人物回归坚实的大地。通过更多的父亲形象这一人物的写照，他在民间温厚的人性探求中表达了人类生存救赎的可能性。

3、 真实性 

何谓“真实”？在许多文学理论关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论述中，一般将“真实”总结为“除了现实的再现和表现之外，还应该包括在虚构与营造的想象世界中获得的主体知觉的主观意识”。[15]而余华先锋小说所力图演绎的，则是后者指称的一种个体感知的真实。因此，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遵循外貌、行为、言语等外在的客观与合理，而是一种基于主体“精神的真实”的表现。主体对外在世界的种种主观情感、欲望、感觉得到了独特的真实表现。

余华试图运用个人的新鲜经验——感觉，去接受真实并传达出这种感觉的真实。大量的感觉、幻觉、预感、梦境出现在作品中，成为人物发展的原材料，人物全面向感觉开放。“他只是感到户外有一片黄色很热烈，那是阳光，他心里想。然后他将手指伸进了口袋，手上竟产生了冷淇的金属感觉……那是一把钥匙，它的颜色与此刻窗外的阳光近似。它不规则起伏的齿条，让他无端地想象出某一条凹凸艰难的路，或许他会走到这条路上去……”。[16]这是《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一段叙述。感觉在事实中穿行，并主宰着对现实的体味，现实完全成为小说人物的一种体验。余华更多地以这种鲜活的个人感觉，展示出人的潜意识层面的梦境幻觉和疯言痴语，以为正是它们脱离了现实世界常识经验法规的束缚，并将其中的种种虚伪谬误击得粉碎，从而揭示出了更为真实的人和世界。

如何表现这种真实，这是余华对人物处理的一个关键。“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现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于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17]故而，余华把人物置于一个虚幻的空间里，采取一种叙述真实的方法，竭力使人物形象背离生活常识，将有关生活的混乱与暴力做出极端化书写。

于是人们看到了《世事如烟》中这类人物叙事：六十多岁的老太太3每夜与她十七岁的孙子同床共枕，后来竟然怀了孕；6生养了五个儿，已经被他卖掉了四个，正在盘算着如何将他最出色的小女儿——十六岁的少女4卖一个好价钱；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坚信自己的高寿是建立在自己晚辈们的短寿基础之上的，其中包括他的五个先后死去的子女。为了继续他的寿命，他不惜一切手段来克死其子孙达到目的，花季少女4因此而死。无论是3、6或是算命先生，他们的行径都对现实的惯常逻辑做出了粉碎性颠覆。这种超出现实的夸张，当然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细节的真实。作者有意使人物的行为、举动夸张化，以最大限度颠覆人们对客观现实的固有印象。这种反叛现实的“真实”人事，不是作者叙述的最终目的，而是用以寓示另一个真实世界的存在。因此，6的贪婪，算命先生的自私卑鄙，都是以另一种真实存在的方式，凸现了现实与历史中随处可见的真实情景，本质上也是对现实真实性意义的强化、补充与丰富。

正是由于现实世界现象的繁复，使得余华深觉把握生活和现实之难。在无边而巨大的现实面前，余华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一点形而上思考、一点理性把握仍然显得异常苍白，于是他“开始意识到还是更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18]故而与前期作品重视人物“精神的真实”不同，后期余华在小说人物真实性的演绎上，转而强调人物故事内容的客观化叙述，即以再现的原则细腻描写人物的“细部”。这种“细部”并非单单拘泥于人物的外貌、动作等方面，而是一个客观实在的“人”的整体的再现。

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对许玉兰这一人物的刻画并不多，而且相关刻画大多用白描的手法，语言质朴又生活化，但字里行间，人们却能读到一个真实如同出现于生活中的邻家妇人。她爱美，即使在没钱的时候也打扮得干净清楚；她敢和邻居骂街，敢向世人大声宣扬许三观的善良；她有点村妇的粗放，受点儿委屈就坐在门槛上哭诉，同时也敢爱敢恨通情达理，更可贵的是刀子嘴豆腐心，心地善良；她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忘给许三观过个生日，在饭中加点糖。与其说是许三观数次卖血支撑着这个家，不如说是许玉兰支撑着许三观的精神世界。余华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普通人的真实人性。

余华后期并不完全沉迷于人物与现实的距离,有时也将人物投入广阔历史环境和丰富生活体验之中，赤裸裸地暴露生活的现实，尽写处于生活流中人们奔走与忙碌的身影，展示出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为人物的真实性表现融入了一定的现实基础。许三观和许玉兰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农村中某一个角落，他们生活中鸡毛蒜皮的故事也就发生在中国家庭之中，如夫妻吵架，小孩生病，上山下乡，游街挂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盛行着卖血的风气，这也与当时某些社会风气与情态相吻合。《许三观卖血记》创作于1995年，1996年中国艾滋病问题即得以曝光，农民卖血的情形，开始刺激着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神经。甚至有阎连科《丁庄梦》（2005年）书写河南“卖血致富”的“艾滋病村”的故事，仍在延续着对这一类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故而总的说来，余华借助对日常生活的回归，通过生活细节和人生情境的叙述，成就了有别于以往的人物的真实性演绎，人物本身也以自在自为的方式让广大读者信服。

[1].[2].[3].[4].[5].[6].[7].[8].[9].[10].[11].[12].[1].[2].[3].[4].[5].[6].[7].[8].[9].[10].[11].[12].[13].余华.活着·序（中文版）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4].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3.

[15].吴晓梅.另一种真实的演绎——解读中国先锋小说的形式和意义[J].昆明大学学报(综合版),2005年,(1);13-15

[16].余华. 余华作品系列——我胆小如鼠.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 2004.206.

[17].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6.

[18].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02）.

四、余华小说中人物意象的阐释与分析

暴力与死亡贯穿余华创作主题始终的原因分析

暴力与死亡是余华的核心语码，也是研究余华作品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余华作品中，无论是男性意象还是女性意象，大多逃脱不了暴力与死亡的笼罩。他们要么是施暴者，要么是受暴者，要么是死亡者，要么是致使人死亡者。余华对于暴力与死亡的热衷，我们可以试着来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一)特殊的童年及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