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意象及其意义(四)

“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我们幼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所以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是有必要去了解他的童年经历的。其实余华他自己也这样说过，“决定我今后生活道路和写作方向的主要因素，在海盐的时候就已经完了，接下去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些重温而已，当然是不断发现意义上的重温。我现在对给予我成长的故乡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不管我写什么故事，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场景都不由自主的属于故乡。”也就是他所说的“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他这样叙述过自己的童年生活：“我是在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我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被哭声吵醒。”“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家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宅在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可以看出，余华的童年是比较孤独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几乎所有童年的意象都是孤独的，他在医院里长大，并且对于哭泣是听得很多的，而这些哭泣大多来自太平间，也就是说他听到的哭泣大多是失去了亲人的非常悲惨的哭泣了，这就在他的潜意识里有了一种对于死人的习以常、对待生命的自然常态，他小时就无论是面对死人还是面对寄放死人的太平间，都毫无恐惧之感。不仅如此，他甚至跑到阴暗的太平间里去睡觉。“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有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从这里，我们可以恍然大悟，看着平时外表有点斯文与和气的余华，对于书写死亡时，始终却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平静。同样，余华对于血腥也是习以为常的。“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一直到吃饭。我对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这种特殊的环境，也就使虽然胆小的余华对于血腥与生死的冷漠与习惯。余华是60年代出生的，“文革”正发生在他的儿童与少年时期，那时的余华“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也在那些大字报中，余华看到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甚至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能力的内容。那种颠狂时代的文化，很多的都是一些人身攻击，但是这些“大字报”的内容虽然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又拥有某种神圣的地位，谁都不敢轻易地撕掉它，谁也不敢公开地诋毁它。它不仅直接导致了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信任关系的四分五裂，还导致了无数家庭之间、亲人之间的相互背叛和攻击。那时的余华，虽然还没有能力看到这种“大字报”背后的社会伦理危机，但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阅读中，除了好奇心的满足之外，他也慢慢地懂得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脆弱关系。对于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文革”更像是一场奇怪的仪式，一次疯狂的初恋，一段神奇的传说。不管如何，对于丧失了“文化记忆”的人们，对于远离了深挚的文化母本的人们，对于空空如也的脑袋里晃荡着几个枯燥乏味的政治概念和经典语录的人们来说，“文革”是一段不可逾越的历史，一段无法拒绝的回忆，一块永志不忘的伤疤。从1978年到1983年，余华有前后长达五年的牙医生涯。尽管余华不喜欢牙医生涯。“我实在不喜牙医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上让我感到一片灰暗。”但是那种职业化的科学，冷漠还是对于他内在的心灵及至他的写作是会有影响的。余华的写作也被人称为“零度写作”。陈晓明也这样说过：余华以一种最最可怖的耐心与细致记录下这些过程，让人怀疑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是冰渣子。”

(二)源自于作家内心所追求的真实

在写作中关注暴力与死亡仅仅是余华现实个人经历的继续吗?原因也不会这么简单。事实上，余华小说的暴力与血腥已经不再是对现实记忆的写作再现，而成为余华借以窥视人的存在真实的一个通道，成为余华获得对现实真实的洞察的一个基点。他的作品追求真实的精神，并且渗透着宿命的意味。对暴力的极端化想法源自于余华对现实表象的怀疑，这种对现实表象的确认已经成为我们现实中存在的个体的一种无意识，余华的努力就是打破这种关于现实的神话，还现实以本来的面目，这也是他作品的思想意义与价值所在。这一想法同样源于余华对小说的理解，在他看来：“小说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动人心之类的价值。它应该是象征的存在。一部真实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在这一意义上，余华无疑以自己的作品复活了一种关于现实真实存在状态的想象力。“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他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换句话说，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可触及。”余华显然属于严肃的作家，他的所有创作就是要把这种人性的伪饰去掉，为读者扒开一扇窥探人性的鲜血淋漓的窗口，让读者领悟这不在之在的意义空缺。余华对暴力、死亡的着力描写和渲染是被赋予某种形而上的内涵的，它们旨在表达对人生和生命的思索。余华认为自己对暴力与血腥的迷恋可以归因于对现实秩序的某种深入的怀疑。

余华认为：“他显然是善于进行长驱直入思维的。他的思维异常锋利，可以轻而易举地直达人类的痛处。” “事实上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引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活着》中余华写道：“写作与生活，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应该是双重的。生活是规范的，是受到限制的：而写作则是随心所欲，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他的全部欲望在现实中表达出来，法律和生活的常识不允许这样，因此人的无数欲望都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在内心里转瞬即逝。然而写作伸张了人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欲望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余华把暴力与死亡最终推向了形而上的思考。

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作者对人性的描写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作家不再把人性恶作为苦难的渊薮来处理，而是把命运的不幸与现实甚至是时代的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在总体上产生了人间有温情、苦难可救赎的主题话语。因而余华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更多是苦难。福贵的一生，许三观的遭遇，无不都是苦难的代名词。可以说，余华的“苦难哲学”在人物的身上发挥了极致。这些被苦难折磨的人，同时寄寓着余华观念的转变，即由“性本恶”变成了“性本善”。人物不再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冷漠的看客，而是纯朴善良处处闪耀着人性的温暖。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陪衬或催化剂，小说也就成为一种“温情地受难，受难的温情”方式的表达。像宋刚（《兄弟》）这个人物就体现了这种独特表达方式。他秉承了父亲的忠厚，一辈子都在完成对别人的承诺。幼年时期他照顾李光头，完成对已故继母的承诺；而青年时期为了兄弟情义，不敢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爱情；成年时期，为了达到爱妻的期望，甚至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彰显着温暖的人性光芒之美。

五、结  语

余华笔下的人物就像是一群皮影人偶，在黑暗与光明的间隙中以不同的姿态默默行进。无论是有违传统，还是倍受争议，作为一种人物刻画的方式，仍有着极大的存在价值与探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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