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三)

曹七巧是黄金的奴隶，戴着黄金的枷锁活了过了一生。当初进姜家为的就是钱，婚姻与青春是钱的交易品。她不满姜季泽乱花公帐上的钱，在分家时，她号啕大哭：“明算账，大哥大嫂不言语，我可不能不老着脸开口说句话。我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账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账，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得到钱之后，她又苦心地守钱。“你娘的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容易守得住”。为了守住她的钱，她付出了更多。分家后，她曾经爱过的姜季泽来访，喜悦之余，她马上怀疑姜季泽是为钱而来，真相大白之后，她毅然封杀内心的欲望，产生了“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的混账”的偏见。以致女儿长安还是十三岁时，不小心从茶几上摔下来，侄子春喜扶住了，被她看见就以为侄子是受了父母的教唆，看着她们家的钱，来打长安的主意，气走了侄子之后，她教女儿：“男人……都碰不得”。当女儿年轻时，有很多人提亲，男方家境一般的，她认为人家看中了她的钱；家境好的，看不上长安，婚事一直耽搁。晃了三十年，女儿大了，这时曹七巧就说：“长安自己长得不好，不是母亲不关心她的婚事”。活生生一个守财奴形象。

姜家二少爷终日在床上躺着，肉是软软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嫁给这样的一个废人，她肉体上得不到满足，言行举止中就流露出涉淫犯忌。不仅仅言语不登大雅之堂，而且把身边唯一的男人——自己的儿子训成烟鬼，成好陪在她身边。要儿子说出夫妻之事，然后又把儿子儿媳的私密事在牌桌上大讲一通，还略加渲染，说得“有声有色”。别人都听不下去，儿媳的母亲都无颜再见女儿，她还一个劲儿地讲。接连要儿子为她烧烟，把儿媳撂在病床上，导致儿媳最后没人照料而死。后来扶正的绢姑娘，还没熬过一年就吞鸦片自杀了，连儿子不敢再娶。女儿长安为了好不容易才交上的童世航而硬撑着戒烟，曹七巧倒好，在童世航跟前，有意无意地说女儿是个大烟鬼，棒打鸳鸯。这是怎样一个变态狂，虐待狂，自己没得到爱情，反而还嫉妒女儿，活生生地拆散长安和童世航曹七巧是个大恶魔，自己戴着黄金的枷锁不罢休，还要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两个儿媳，没死的子女也送了半条命。她周围的人恨她，恨她吝啬，恨她不痛常理，恨她搬弄是非，恨死了她。她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她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从一走进姜家的门曹七巧就错了。下层人变态地追求富贵的心理和正常的生理追求，与现实的压抑让曹七巧踏上了畸形化的不归路。

三、小说中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

（一）特殊的时代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在五四运动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巨大的冲击，在时代变化的感召下， “现代文明”和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萌发了一些细微的个体意识；同时时代给予她们的又有强烈的动荡感和不安全感，在这种特殊年代中，让她笔下的女性不断做出让人惊叹的选择。张爱玲玲笔下的这些人物为了不断膨胀的物欲，可以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甚至出卖幸福，她们对物质的需要已达到一种异化的物欲，不幸的是，时代并没给她们大贵的命运，她们得到更多的是一个悲惨的结局。物欲横流最终吞没了她们，使她们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因此当“似睡非睡”的七巧回忆起“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时,这些只能和着她脸上的两滴泪珠,永远地埋进了她的坟墓；霓喜在一次又一次被抛弃后,最终也成为一点人气也没有的“外头人”；所有的女主角终是没有逃脱张爱玲小说中灰暗、虚无的氛围。

（二）社会的无情摧残

在中国几千年男为尊传统的压抑下，长期以来女性向来被世人视为弱者，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父系社会中，女性在情感、政治、经济上都处于弱势。中国女性自身带有很深固的奴性，尽管五四以来一直提倡妇女解放，但仍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也是由于这种依附观，从而陷入悲剧的人生中去。受五四影响，女性也开始到社会上读书、工作，甚至留学深造，但只是在形式上的改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女人最终应当靠男人生活，失去独立的人格，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奴隶、附庸、玩偶，从而沦为悲剧的化身。

《霸王别姬》中虞姬把自己卑微地比做楚霸王的回声，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川嫦看似传统又颇有心机的白流苏，费劲心思无非也是在男人身上以求生存。、烟鹂依照男权社会标准形塑而成的女子，没有出嫁时就依附于家庭，出嫁后依附于丈夫，性情沉闷缺乏主见。娇蕊家里人送她出去读书，目的也是为了挑个好一点的人。曼璐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多年，受尽男人的欺凌，最终还是把希望寄托于男人，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妹妹。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因为男人就是她们心中的主心骨，一旦垮了，一切都没有了。男性是构成女性世界的另一半甚至全部，男人是女性命运的支配者，更是施虐者。更不幸的是她们所依靠的男人，不是自私薄情的伪绅士，就是颓废窝囊的纨绔子弟，再或者是巧言令色的花花公子，对于他们来说，女人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件衣裳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更深刻的暗示了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是分裂的两半，最后的结果不是墙上的一滴蚊子血，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

在以男性权力为标志的社会里，男人本身只把女人作为可以随意摆弄的物品，当作一种附庸。女人对自己的处境和表现只能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好似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再反抗也是徒劳。即使有过反抗也一样悲剧收尾。白流苏勇敢的脱离婚姻的桎梏，为了生存还是又一次走进婚姻的围城。曹七巧不依赖于男人，把黄金作为她最大的寄托，为了财产泯灭了自己的情欲，转过头来又以封杀别人和儿女的情欲来作为自己情欲的补偿。娇蕊为了追求自以为的爱情，义无返顾的离了婚，在惨遭抛弃后还只有选择无味的婚姻。从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剧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上不独立，在没有钱的基础上只有依靠男性而生存。女性与男性永无休止的“斗争”是她们的生存哲学。这种“斗争”只是女性生存的迫切需求。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便是一种迫切的生存意识。在曼桢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第一批职业女性的影子，也看到了其中的心酸和无奈。就是在现代，社会虽然给了女性自强自立的条件，但仍会从内心不自觉的依靠于男性的女性，或许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已经留下了太深的烙印，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不是个人的，也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是特殊时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