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的演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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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台湾方面来讲，香港则是向大陆“反攻”的“桥头堡”。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立即在台湾确立了“反功复国”的“基本国策”。退台初期，国民党提出“确保台湾，反功大陆”、“一年准备，二年反功，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发起“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一切服从“反共抗俄国策”，“一切为了反共抗俄战争”。50年代后期国民党又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方针，将“反功大陆”的口号改为“光复大陆”。[ 姜南扬：《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香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台湾将香港视为两岸斗争的前哨战，在香港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台湾国民党政府利用港英当局在两岸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在香港积极进行活动，试图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巩固和扩大自身影响，为反攻大陆创造条件。
新中国的成立和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对于英国政府来讲，不得不在香港问题上面临对华政策的新抉择。一方面他们知道想保持香港的稳定和进军中国市场，必须要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持联系；另一方面是失去代表中国资格的台湾国民党当局，这一政权与他们在政见上颇为相似，并且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对于这两个方面的突变，采取何种态度？在激烈的冷战氛围中，英国在对华政策上既想追随美国，承认台湾当局的合法性；同时又企图与中国保持一定的关系，在两岸之间采取一种不得罪任何一方的中立态度。由于根本无法做到中立，英国政府时常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陷入困境。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同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交锋，主要斗争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内战遗留的资产问题，如“两航事件”[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脱离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周恩来代表中央政府发表声明：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两航在香港的财产，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处置。台湾国民党当局觊觎这部分财产，双方在所有权问题上各不相让，两岸均借助法律手段来争取这笔财产所有权。港英政府先是宣布两航财产为中央政府所有，后来在美国的重压之下，英国枢密院改判归美国的民航空运公司所有。中央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二是针对台湾当局在香港制造的一系列事端和破坏活动，如“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参加万隆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乘坐由中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自香港起飞后在印尼北部地区突然爆炸起火，机上八人遇难。事后经查明是台湾特务在香港收买机场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意图是阻止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同时暗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临时换乘其他的飞机才幸免遇难。这次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九龙及荃湾暴动事件”[九龙及荃湾暴动事件是由国民党特务在香港参与制造的针对香港支持新中国团体和个人的破坏活动。1956年10月10日，国民党暴徒蓄意挑动难民制造事端，掀起暴乱，死伤人数超过300人。10月16日暴乱才被逐渐平息下去。港英当局在事后的调查报告中企图掩盖真相，为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开脱，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等。对于在香港涉及中英两国关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而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正确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当局针对中国共产党制造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虽然表达了高度的关切和强烈的义愤，但是这种反应只限于外交途径的严正抗议和舆论上的口诛笔伐，而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更没有直接卷入激化矛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持现状”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维持现状并不意味着任由台湾国民党势力在香港为所欲为，针对国民党在香港进行的非法活动，50年代周恩来总理对英国人开出的三项保持现状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容许（敌对势力和亲台反共分子）在香港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翁松燃：《两岸三地的港台关系政策及其互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7年6月号，第60页]1951年1月中国外交部再次表示，中国政府“决不能容忍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港九地区进行危害中国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和把港九作为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 《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225页]在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下，“英国治理香港期间，英国系以其‘对华关系’处理台港关系。英国对北京外交政策制约了台港的正式关系。台湾香港官方交流少之又少。”[叶明德：《台港关系刍议》，《香港回归与港台关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第76页]
在当时两岸对立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借助港台之间特殊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接触。1955年5月周恩来中立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后，原中央社记者曹聚仁在1956年到1959年间多次从香港赴京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陈毅副总理多次长谈。双方的接触是确实的。遗憾的是，这种接触没有产生丰硕的成果。“海峡两岸也通过香港购买对方的货物，如台湾在香港市场上购置紧缺的大陆中药材。而1970年中国内地经香港转口到台湾的商品值为1026万港元，约占内地经港转口总之的1.45%；1978年上述转口商品值增长为21891万港元，相应的比例上升为5.99%。”[孟庆顺：《港澳与海峡两岸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执行，使中国从对香港的贸易中得到了宝贵的商品、外汇等，有利的促进了内地经济建设，还获得了其他的无形效益；同时，中央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成为保证其经济腾飞的主要外部因素。这个政策的实施，也间接地促进了香港和台湾的经济交流和发展，保证了港台关系的正常发展,同时也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
但是，总的来说，香港的这种中介作用在两岸关系大气候的影响下，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香港在政治上是双方激烈对抗的前哨，港台双方具有类似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容（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工业），彼此之间竞争性强，互补性弱，而且英国又不承认台湾，英台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有限，经济交流也不是很多，人员往来有限还远远不能充当两岸交流的桥梁。再者，港台关系较之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处于弱势地位，中央政府在处理港台关系问题上不是很迫切，中央政府坚信在处理好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后，港台关系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也显示了中央政府的自信。
（二）初步形成时期（从1982年中英谈判1995年6月“钱七条”发表之前）
1.邓小平的讲话：允许台湾驻港机构九七后可以存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台湾经过香港同大陆的间接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香港成为两岸关系的缓冲地和中介，而不是对抗和较力的场所，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两岸间接接触和港台之间直接关系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港台贸易持续增长。1978年到1983年双边贸易额从59.89亿港元增长到172.04亿港元，增长了近2倍，平均每年递增23.07%。80年代初，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深入和《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香港回归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香港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台湾在香港的机构在九七之后的定位问题和港台之间正常的交流问题，“港台关系将走向何处？”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遗憾的是，对于收回香港这样的民族大业，台湾方面不仅没有表示支持。反而站在反共的立场上，对中国政府合情合理的对港政策进行批评和破坏。1984年5月，国民党控制的香港社团如“我爱自由香港运动委员会”等积极向准备赴伦敦访问的两局议员表示意见，声称如果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英国交回管制权十三年前就宣布这项决定，香港就不会陷入不能管制的地步。五百三十万居民有半数来自大陆，他们不愿意在中共统治下生活，把管制权交给一个共产党政权，实在不能轻率从事。[ 《古星辉论香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60-61页]中英协议达成前后，台湾又积极进行部署，反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1984年9月18日、19日，台湾召集了在香港从事舆论宣传的文人和社团负责人，前往台北开会，部署新的行动。台湾还在香港设立了行动指挥机构“刘青山小组”，协调有关人士和社团，抵制中国九七收回香港的目标。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协议草签到正式签署的几个月里，在报纸上全力从协议文本“鸡蛋里挑骨头”，挑动一些人要求修改协议。台湾还要求香港有些社团，要对中英协议“表示民意”，既向民意审核处和报馆寄送反对协议的“意见信”。[ 《古星辉论香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71-73页。]
另外，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高度重视如何妥善处理港台关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极其重视，特别是针对台湾驻香港有关机构的存留问题做了具体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港台关系的政策。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时曾强调“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度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在此间接地警告了台湾当局，不要企图在过渡时期中在香港制造事端，影响香港顺利回归。
在处理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以及香港亲台人士的原则上，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就明确表示“一九九七之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总有人要捣乱，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邓小平的讲话在很大的程度上稳定了香港的民心，同时也对台湾当局提出了警告，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做危害香港稳定的事情。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允许台湾的驻港机构在97之后在遵守香港法律的前提下仍然可以存留，成为我们处理台湾驻港机构问题的一个指导性原则。
2.姬鹏飞的三点意见，正式提出保持港台之间正常的经贸和民间往来。
1984年4月21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会见香港人士时说提出了九七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港台关系的三项基本原则：“1997年我国恢复形式香港主权后，在香港的台湾国民党人员和机构，只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就和香港其他的居民和机构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包括海空航运交通、经济文化关系、人员往来等等，保持不变；希望在香港的国民党人士和机构，对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香港《文汇报》，1984年9月18日。]
通过邓小平和姬鹏飞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出，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名》签署之时中央政府也对香港回归之后的港台关系初步形成具体的政策方针，在大方向上是有定论的，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总的来看，当时中央政府对九七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活动是相当宽松的，总的前提是不能从事台独活动和其他的破坏活动，其他的活动均可以包容。
3.《基本法》在很大程度上可用来指导处理港台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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