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的演变(四)

本论文在其他论文栏目，由论文格式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www.lwgsw.com,更多论文,请点论文格式范文查看
国际局势缓和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英国因素的退去。九七之前，中国共产党处理港台关系时必须要考虑到英国因素，在当时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在港台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港台关系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外交途径由港英当局来处理港台关系，不可能通过其它的方式解决。英国既想维护自己在香港既得利益，又不愿意因为其它原因失去台湾这个战略上的盟友，因此在处理港台关系上表现的很暧昧，给了国民党在香港很大的活动空间。随着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结束，香港回归已经成为时间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开始占据主动权，为了维持香港在过渡时期的稳定，先后通过了《香港基本法》和《中央政府关于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的七点基本原则和政策》。英国不甘心自己在香港的失败，企图为香港回归制造障碍。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后，开始在香港推行“三违反”的“政体（民主化）改革”根本意图是要维护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并且在“九七”之后还能够延续英国在香港的既得利益。这项政改方案破坏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立法机构过渡“九七”的安排，在香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英方还试图在修订社团公安条例问题上给特区政府制造障碍。中方针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英国因素已经悄然逝去。中国在香港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特别是在处理港台关系问题上，可以通过协商和交流，在一些问题上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涉台事务。
2.两岸关系的走向是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演变的直接原因。
   在一定程度上讲，两岸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大两岸关系”，港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小两岸关系”。港台关系是维系港台两地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内涵，两岸关系则是对港台关系起重要作用的外延。一方面港台关系的良性互动对彼此的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和发展这一关系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观察港台关系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岸关系作为港台关系的外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均对港台关系的发展变化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岸关系走向的影响。
1949年两岸分裂分治以后，双方在香港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特别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把香港作为“反攻大陆”的一个桥梁。台湾当局在香港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把香港作为搜集情报，向大陆进行渗透和破坏的一个除台湾本岛以外的重要据点，前面提到的“克什米尔号事件”、“九龙荃湾暴动”等都是国民党特务在香港蓄意制造的。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当局认识到，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只通过武力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因此开始转换政策，两岸关系虽然还处于对抗之中，但是已经出现了和缓的迹象。1957年3月3日，蒋介石在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时，改变了过去的一贯提法，提出反攻大陆“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1967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双十节”文告中提出，国民党“反攻大陆”，“是以时间换空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李学明：《海峡两岸交流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页。]。同时港英当局的限制也使台湾特务在香港难以制造影响较大的事端。中国共产党则先是忙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后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牵制了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的关注。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积极引进外资，拓展对外经贸关系，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也随之蓬勃开展。1987年，台湾当局相继采取了解除外汇管制、解除戒严令、开放台湾居民到祖国大陆探亲等措施。接着，又进一步放宽了对海峡两岸经贸的限制，解除了对大陆经贸资讯的禁令。海峡两岸经济贸易进入了较快发展的新阶段。海峡两岸经香港的转口贸易达到15.16亿美元，1988年猛增到25亿美元。在政治上台湾当局基本上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漫骂，政治敌意有所淡化，对祖国大陆的态度也开始缓和，戒备之心有所消除。在此基础上两岸关系得到很大缓和。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的演变则正是基于对两岸关系缓和的基础上制订的，换句话说，就是两岸关系的走向是中国共产党制订港台关系政策的直接因素。
3.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认识的日益深入是其政策演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认识的日益深入，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和完整的，对港台关系的政策也是同对香港和对台湾的政策混合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鉴定。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防止台湾当局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环境来进行破坏活动。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开展，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港台关系问题作为特殊的两岸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当时对港台关系的政策也不是很清晰，但是已经初步形成。在处理香港回归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可以利用香港在对台湾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保持两岸的间接往来，也可以发挥香港在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作用。为了防止台湾当局在香港过渡期间制造事端，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程序制订了《基本法》和《中央政府关于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的七点基本原则和政策》，两项政策很好地处理了台湾驻港机构的定位问题以及港台之间正常的交流问题，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香港回归以来的七年中，《基本法》和《中央政府关于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的七点基本原则和政策》依然是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涉台问题的基本依据。
4.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调整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港台关系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两岸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和对港政策调整对于港台关系的发展，对于祖国统一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港台关系是涉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特殊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调整和对港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的程度上与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的演变呈现出一种良性的互动。
尽管香港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特殊的中介桥梁角色，对中国共产党有特殊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主要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其统一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并没有刻意突出香港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调整从建国之初的“一纲四目”[ “一纲四目”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中央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党政军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四）双方互约不派人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是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祖国统一大业绘制的一幅蓝图。]到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统一祖国“九条方针”，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实现了由“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的转变，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大业放在首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两岸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的突破，祖国大陆成为台商投资的热点，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度。中国共产党在对待香港问题上，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把香港作为通往西方，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同时保持香港的中介地位，可以使之在执行对台政策中扮演重要的桥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主要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然而随着1982年中英对香港问题谈判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因力成便地将“一国两制”方针作为解决香港问题的统一方案。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改变了有关台湾和香港澳门政策的处理次序，即由“先台湾，后港澳”的传统做法变成了“先港澳，后台湾”，通过香港的回归给台湾做示范。“一国两制”以解决台湾问题为蓝本，当用诸解决香港问题时，仍以解决台湾问题为最终考虑的。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时，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港台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的演变与对港政策和对台政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动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根据国际形势与两岸关系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总方针，1995年春节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精辟地阐释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建设性的八项主张和看法，是对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继承和发展。两岸的经贸交流和文化交流在这个时期有了更大的突破，1995年台湾成为大陆第四大进口市场，而大陆则成为台湾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和香港。在江泽民发表讲话后不久，李登辉在1995年4月8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开幕式上发表了对大陆政策的讲话，阐释台湾对两岸关系的展望，其中涉及香港和澳门问题，表明台湾当局在港澳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直接促成了钱其琛“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的七项原则和政策的发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转变与港台关系政策演变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主要是围绕如何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的程序，通过法律来保证香港回归。但是，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对香港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具体的阐述，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钱七条”的发表正好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与对港政策的互动性。
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演变的特点：
1.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的政策演变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上面政策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的认识和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初步形成到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港台关系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港台关系政策也还是处于一个萌芽时期，是很不完善的。主要是以限制台湾当局在香港进行的破坏活动为主，防止把香港变成台湾“反攻大陆”的基地。之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及两岸关系的调整，加上当时香港问题通过和谈的形式加以和平解决，如何在过渡时期保持香港的稳定，限制台湾当局在过渡时期进行其他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将重点放在了处理台湾驻香港机构的定位上，规定台湾驻港机构在遵守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前提下可以存在。
   这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港台关系政策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在经济层面上涉及比较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保证港台关系在“九七”之后能够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钱七条”阐明了自己的港台关系政策，以维持“九七”后港台关系的正常发展作为主线，保证了港台之间正常的民间交流、人员交往和经济交流。从政治层面发展到经济、文化、体育等诸多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的政策也从点发展到面，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港台关系政策的一个亮点。
2.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政策的调整更加符合实际：
新中国成立时确定“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历史背景，在以后的若干年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无论是国际或国内形势仍然紧张、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新中国的‘公开敌视’的态度没有改变，他们对新中国的‘政治鼓励、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原来新中国可以‘一边倒’的‘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走向了分裂，苏联日益增长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成为更加危险的战争威胁。加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外交领域的工作也一度出现“左”的偏差，倡言‘世界革命’，四面出击，结果导致四面受敌的困难局面。从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从中印边境冲突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新中国建设所追求的和平国际环境一直是可望不可及。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奉行‘不断革命’，形势趋蹙而非趋缓。从‘三大运动’、‘三大改造’到‘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从‘反右派’、‘反右倾’到‘四清’、‘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心始终没有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新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距离一度缩小又拉开。除了人口大国，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名至实不归。历经劫难，我们仍然站在百废待兴的起跑线上，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赢得世界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在处理港台关系问题上“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保持中国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保持香港作为新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桥梁’、‘嘹望台、气象台、桥头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利大于弊，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阻力为助力，变被动为主动的理性选择，是上乘之策。”[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针对台湾驻港机构多的特点，没有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出发禁止台湾在香港的机构，而是表示在九七之后还可以存在，保留了两岸接触和交流的一个渠道。1995年的“钱七条”也是在分析港台关系实际的基础上制订的，以维持港台关系的正常交流为主线。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政治观点出发，港台关系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3.中国共产党对港台关系政策的调整从“被动”走向“主动”。
事实求是地讲，关于港台关系问题的“弹性”处理，不能完全排除“被动”因素。在中国共产党调整港台政策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只是针对台湾在香港制造事端而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反应。当时英国因素在港台关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战略大局，保证香港的“窗口”作用，在对待台湾当局在香港制造的一系列事端，除了通过外交途径外不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解决。中国共产党通过外交途径向港英当局施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作用不是很明显，毕竟当时港台关系的主动权还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结束以后，香港回归成为一个时间问题，中国共产党也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逐渐地掌握了港台关系的主动权，在香港回归后港台关系的走向、台湾驻香港机构的定位、港台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等民间交往活动等等诸多问题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以台湾驻港机构的定位问题为例，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意台湾驻香港机构在遵守香港法律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名义存在，邓小平同志的主张在《基本法》和“钱七条”中得到了肯定，这样就很好地处理了台湾驻香港的机构问题，同时也防止了台湾内当局在香港过渡时期制造事端。
4.中国共产党的港台关系政策调整是与香港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
香港是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交集点，港台关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两岸关系。在过去两岸军事对峙、往来俱绝的年代，两岸之所以能够保持一定的接触与联系，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10余年间，两岸关系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交流日趋频繁与密切，香港独特的桥梁作用与中介作用密切相关。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中，香港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在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缓冲作用。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香港因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成为两岸争取的重要据点和国共政治较力的场所。与此同时，两岸也通过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保持必要的接触和联系。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东西方冷战时期，港台同属于西方阵营围堵新中国的前哨阵地对于台湾来说，香港不仅是与西方交流交往的窗口，也是其重要的“反共基地”，台湾在香港设立的各种机构及从事的各种活动，都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就两岸关系来说，双方在缺少直接沟通的情况下，间接的交往主要在香港进行。
在大陆改革开放和紧张的两岸关系逐渐缓和，以及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年代，香港仍然继续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在台湾坚持“三不”政策及拒绝开放两岸直接“三通”，严格限制两岸交流接触的层次和范围的情况下，两岸通过香港较好地绕开了台湾当局的政策障碍，把两岸经贸关系不断推向前进。因为台湾虽然不开放两岸直接“三通”，但是台商通过香港，既可以合法地把产品销往大陆，又可以把从大陆取得所需的农工原料与产品，同时还能在大陆投资建厂，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台湾厂商发展大陆经贸业务的需要，同时也缓冲了台湾当局日益增长的内外压力。香港的这种缓冲功能，其它地区是很难取代的。可以推测，如果没有香港这个特殊的缓冲作用，台湾要维持其不与大陆直接往来的政策，难度将很大，其所受的压力也更大。当然两岸这种经贸关系的实现，是以比双方厂商较直接、正常的经贸往来高的商业成本为代价的。
香港的缓冲作用还表现在，它降低了两岸事务性接触的政治敏感性，是双方官方、半官方接触的便利场所。1986年5月在香港进行的“两航”等问题通过谈判得到圆满解决。
其次是中介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日趋密切，而这些民间交流关系主要是经香港，由港台直接关系连接起来的。香港是个中介点，港台关系是纽带。可以说，没有香港和港台直接的经贸关系，也就没有目前两岸密切的经贸关系。当然，如果没有两岸关系的改善和经济上的互惠需求，港台经贸关系的也不会如此密切。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贸易方面，由于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两岸不能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双方日趋扩大的贸易还需经过第三地区间接进行，其中主要是以香港为中介地间接进行，以致台湾对香港的出口急剧增加，港台贸易顺差亦随之扩大。由于台湾对香港的出口急剧增加，港台贸易逆差也随之扩大。由于台湾对香港的出口中，有相当大部分是转口输往祖国大陆的，因此，台湾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大陆间接贸易的出超。90年代以来迅速扩大的港台贸易，有一半以上是两岸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而台湾对香港的巨额出超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对大陆转口贸易的出超。

首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尾页 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