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富士康为例）(二)

通过访谈、文献分析、专家评价和对初测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工不安全感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结构模型，在此基础上，将获得的数据加以修改，编制成正式问卷，通过正施测，获得测试数据，随机抽取其中的数据进行探索分析，结果抽出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两个因素，然后对其余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工作不安全感二因素结构模型各项拟合指标较好，并将二因素结构模型相比较，拟合数据支持二因素结构模型是个较为合适的结构模型，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得到的工作不安全感二因素结构模型是合理的，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采用Cronbach’s A 系数进行信度评价，以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Cronbach a）

作为工作不安全感问卷信度指标，结果获得，工作不安全感总量表以及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分量表的Cronbach a 分别为0.928.0.916和0.920,都在0.9以上，因此，工作不安全感问卷的信度指标是比较理想的。

由此可见，自编的企业员工工作不安全感问卷，涵盖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两个因子，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信度，是进行企业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研究的有效测评工具。

3．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根据国内外文献及网络数据，考察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后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各因素与心理健康各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具体而言，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

特征不安全感与员工的总体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负相关，与精神失调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些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许多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与个体工作和组织态度以及个体身心健康之间具有负向相关（如：Ashford et al,1989,Hartley,1991;De Witte,1999,Sverke et al.2002）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组织特征变量的影响前提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对工作不安全感各因素（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各变量（总体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失调）的关系进一步考察的结果显示，工作不安全感各因素对心理健康各变量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本来看，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对总体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表明企业员工的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

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对其总体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显著降低了员工的总体健康不平和主观幸福感，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对精神失调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表明企业员工的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对其精神失调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了精神失调的水平。Orpen(1993)报告了工作不安全感对焦虑和沮丧高度的预测能力，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心理健康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Burchell,1994,）对荷兰和以色列进行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员工具有更高水平的沮丧和更加消极的情绪反应，冯冬冬等（2008）的研究表明，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其工作幸福感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些研究结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

二．企业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的现状与特征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再就业群体，新生就业群体、农民工群体三股劳动力大军日益凸显。2008年立前后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更加剧了我国企业精简、裁员行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一批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岗位不稳定。就业形势非常严峻，预期2017年社会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势必对企业员工的心理产生影响，增加他们的工作不安全感，而且，在工作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境中，他们会更加关注工作本身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