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应确立如下的认定标准，具备如下要件即可认定为知假买假行为：

    一是购买达到一定数量，但有正当理由证明是直接用于消费行为的除外。规定了一定的数量是为了在法律实践中提供一个确定的标准，使认定有法可依，符合此数量的购买行为就可认定为知假买假行为。同时对特殊情况作了约定，如果购买数量超出通常标准，但有正当理由加以解释，那么同样可以认定是正当消费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体现了严谨与灵活的结合。

    二是出现重复购买行为。知假买假者的目的是为了牟利，他们为了降低风险一般先购买少量的商品，经鉴定确认是假冒伪劣商品后再大量购买，以达到双倍索赔获利的目的。因此，如果购买人出现了重复购买行为（除去在合理使用期间内购买合理数量商品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就很有可能是知假买假行为。

    三是知情者购买行为。如果能够证明购买者对所购商品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了解，那么自然可以认定其购买行为是知假买假行为。但如果没有明显的表象证明，行为人也不承认自己知情，那么这一条将很难认定。

    4.2关于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

    在实践中，产品欺诈纠纷案件中的程序问题主要是举证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在此类案件中，经营者首先要证明的是，自己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符合规定，如其认为购买者是知假买假索赔，还要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购买者是明知而故意购假索赔，目的是为了营利。如购买商品数量远远超出一般的习惯，重复购买行为的存在或者购买者是知情者的相关证据。如其不能提供上述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则应认定购买者是消费者，应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加倍赔偿。如果经营者提供了上述证据，消费者应针对自己的抗辩理由提供证据，如超出一般习惯的购买数量具有的正当理由等。

    综上，知假买假索赔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应当是双向的，这里不应再考虑侧重保护消费者的问题，因为在这类案件中，双方都有侵权的可能性，因此，不应再把一方当作弱者对待。

                                        

                                   结   论

    综上所述，知假买假行为不应该成为我国法律保护的行为，相反，由于其违法性，我国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对此行为予以禁止。我们不应该单纯依据知假买假行为在某些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就承认其合法性，“情感代替法律”的结果只能使知假者在“打假”幌子下堂而皇之地谋求个人不正当目的，致使《消法》第49条立法效果被异化为知假买假者的经济行为，如果不从法律上给予澄清和否定，势必会使“打假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黑吃黑”合法化，可能引发私人暴力冲突，也必将冲击商品社会道德基石——诚实信用。在走向法制化的今天，人们要看到个人英雄式打假行为的“可歌可泣”及其良性效果，同时也要认识到该行为的局限性，特别是防止其被异化为个人的谋利行为。这需要人们对打假行为进行道德与法律上的双重评价，更加理性地从法律上来认识。笔者不是一般地反对“打假”，而是力图剖析混杂在打假浪潮中的“假打”行为，促进人们分清性质，准确理解法律规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完善反欺诈条款规定，对相应的条款作出应有的修改，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得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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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届全国人大  198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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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尚华伟.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对策浅析[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