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事检察监督之系统定位

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了检察机关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的地位和基本功能。不仅如此,《宪法》第131条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基本路径和原则。《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对《宪法》第129条的规定予以了重申。为了落实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性规范,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内的三大诉讼法对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监督作用均做出了原则性和具体性相结合的规定,从而具体地体现了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监督作用和法律地位。此外，三大诉讼法还对检察机关在各自诉讼中的作用形态和方式,包括程序以及相关的规则,也都做了程度不等的规定。由此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不仅在宪法中有一般性、原则性的规定,同时在具体的诉讼法中也有相关的落实和规制。我国的检察监督制度受到前苏联制度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列宁关于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理

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建设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东欧国家也首次深刻影响,建立了相似的检察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应当实施法律监督,其任务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严格执行以及领导体制上的独立与统一性等。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建设的规律。

回顾一下我国新中国建立时期对它的领会与认识就足可以说明我国检察制度与之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了。新中国建立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直接采用苏联的检察监督制度和模式。主要明确了以下几点:确定检察机关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确立独立与行政机关的组织机构,肯定检察机关的在外部关系上处在独立位置;在检察机关内部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赋予检察机关以广泛的法律监督权等等。彭真甚至在1979年6月所做的《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就直白地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就是运用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我国目前《宪法》对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以及职能所做的规定,完全体现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前苏联的立法模式是一脉相承的,也属于国家干预型的检察监督模式。这一点在《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和落实。《民事诉讼法》第13条是这样规定处分原则的:“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里所称的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便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的行使留下了空间。紧接着,该法于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特别强调的“